曾荫权刑满重获自由　政府何时重建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前特首曾荫权周二（1月15日）刑满获释，彰显了香港社会的法治特色：“超然”如特首亦不可能在法律之上。
近年来“司法独立已死”、“法治已死”的批评，不无民粹意味，大多数对法庭的质疑均非理性。但不容争论的是，香港法治近年屡受批评，社会大众有感这核心价值日渐褪色。对此，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有责任重建市民对法治的信心。

曾荫权在2010年至2012年任行政长官期间，没有申报与雄涛股东黄楚标的租赁关系，亦没有申报受勋设计师何周礼为其单位室内设计。这是否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由控辩双方在庭上阐释、法官依法理引导、陪审团作出独立判断。

曾荫权罪成后服刑，但同时提出上诉。即使他当时明知赶不及在刑满前有结果，仍然希望法庭厘清数个法律问题，包括公职人员若不知悉相关行为违法，是否仍构成行为失当罪等。这除了关乎他个人荣辱，亦可望透过案例令法律原则更加清晰。

然而，曾荫权案及政坛近日风波反映出三个隐忧，是政府必须正视的。

防贿条例　林郑零进展

第一，在于《防止贿赂条例》的局限。《防止贿赂条例》第3条，即公职人员收取报酬的规范，并不适用于行政长官。这个刑不上特首的问题，早在2012年李国能检讨报告中说得清楚，并认为正因为特首是“公仆之首”，第3条应该扩大适用范围至涵盖行政长官。

正如“01观点”曾经指出，检讨报告距今逾六年，政府当局仍未修订《防止贿赂条例》，林郑月娥只在施政报告中指出“尽快解决相关的宪制及法律问题”，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则一再重复“宪制地位特别”之说，令外界怀疑他们无心修例。

在曾荫权获释前，《香港01》向行政署查询修例进展，当局竟重弹老调，称修例涉及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须通盘考虑、审慎研究，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云云。既没有进展或时间表，亦未能合理解释为何一再拖延，难为社会接受。

律政司自毁检控原则？

第二，众所周知，律政司在2015年10月决定起诉曾荫权时，曾向海外御用大律师取得独立法律意见，避免予人偏袒的观感为律政司向来谨守的原则。但这个原则以至律政司的独立形象，目前正受到动摇。

前特首梁振英从澳大利亚企业UGL收取报酬，上月12日律政司宣布不作检控，虽经廉政公署详细调查，但作决定前并没有征询独立大律师的意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面对传媒质询时，甚至表示“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们才会外判”，与律政司向来的“案件性质敏感”原则有重大出入。

律政司司长作为刑事检控决定的最高负责人，对于当局是否优待梁振英、律政司是否放宽了咨询惯例等问题，郑若骅至今未能给予社会有说服力的解释，表现令人失望。

更重要的是，律政司司长不只代表政府部门，更有责任维护公众利益、推广法治。郑若骅周一（1月14日）出席法律年度开幕礼致词时，第一句即明言“律政司捍卫法治不遗余力”，难免招来众议。

社会对律政司的信心危机

这关乎香港法治的第三个隐忧——社会对法治的信心。法治作为社会规范，必须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由大众认同以至维护。若然社会对法治及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不管律政司、特首或终审法院法官如何重申法治之重要，亦不足以补救。而不幸的是，香港已出现这个信心危机的苗头。

回看1997年以来，律政司曾经失信于人，特别是1998年胡仙案中，时任司长梁爱诗被指偏袒星岛集团主席兼大股东胡仙。但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社会对于法治的评价在2005年后维持在一定高水平，时间上与律政司易主黄仁龙相符。至近年的两任司长袁国强和郑若骅，社会评价反复下跌。至于郑若骅的个人民望亦创历任司长新低，净值负48个百分点。截至去年10月，法治评价在6.21的低水平，只怕经过梁振英UGL案后，情况将会更坏。

在中短期内，香港除了会有占中案的裁决及可能的上诉后续，还有涉及释法机制的一地两检案可能的上诉，甚至是同性婚姻等烫手山芋。若果郑若骅未能牵头重建社会对法治的信心，除了会赔上律政司的形象外，更会令香港社会在争拗中失去方寸，无益于前行。正如一句老话，“公义必须在众人面前得到彰显”，这是郑若骅在余下任期的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