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桢退休吁守护法治　社会须先抛弃成见

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国桢上周退休，临别坦言香港法治不能只靠法官，还有赖社会营造有利氛围。
邓官的寄语引来不少回响，惟部份评论流于情绪化，陷入“黄丝”和“蓝丝”的不必要对立思维。如此看来，诚如邓国桢所言，香港须培养法治意识。

六年前，敢言的包致金法官从终院退下火线，留下一句“前所未见的暴风雨”，为人所议。六年过去，接替包致金的邓国桢亦将踏入72岁，退休改任非常任法官。在上周一（10月22日）的欢送仪式中，邓官发表临别赠言，虽没有包致金那般慷慨陈词，但当中好几段话却值得社会留意。

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击，请紧守立场并支持他们。可是，不要只因为某些事件才对他们表示支持。那并不足够，也可能已经太迟。大家应致力在社会上培养有利于法治的氛围。

近年，法庭的裁决常引来各方面的抨击，其中一个主因在于“政治案件”日多。此处的“政治案件”非指所谓的政治打压，而是指案发原委与政治冲突有关，而且涉及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例如，2014年双学三子牵头占领公民广场，被控非法集结等罪名；在占领运动后，戴耀廷等九人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下月审理。这些被告不论罪成与否，外界都容易认定法官有政治倾向：获释或判得轻，则为黄丝；罪成甚至重判，就是蓝丝。

毋庸置疑，法官亦是人，有些强调治安和秩序，有的则被视为作风开明。但法庭的裁决是带有个人偏见，抑或基于法律条文并合理应用，不可能单凭裁决结果而论之。以双学三子为例，案件早前上诉至终审法院，邓国桢等五名法官推翻上诉裁决，恢复原审刑罚，直接令黄之锋等人获释。不少香港人以“黄丝”和“蓝丝”简化事情，甚至有人形容法院“放生”；但判词依法理指出，终院认可上诉庭的惩戒新标准，只是不应套用在已发生的案件，亦不宜重审案情事实。

香港的后真相危机

当然，法官并非完美，不一定所有判决都合情合理，社会不可能盲目拥抱法院。但值得留意的是，邓官针对的是“不公的抨击”，公允与否正是关键所在；若然裁决不合法理，社会的确有权提出批评，甚至有责任匡正法治。只是要判断法院是否公道，却相当考验社会大众是否具备法律常识，明白法治理念。

可惜的是，香港不少人虽然将“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挂在口边，却会说出诸如“市民违宪”等缺乏常识的言论。另一方面，当愈来愈多人高呼“法治已死”，认定法庭已经依附权贵，只怕有如自毁长城，令社会不再认真看待司法公义，不排除终有一天预言自我实现，裁决的是非黑白、法院公道与否，都再没有人关心，陷入“后真相”危机。要“在社会上培养有利于法治的氛围”，香港的确要加把劲。

普通法同样可被用作欺压的工具。它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权力，除非妥善地运用人权法加以适当控制，否则可被不当使用。

守护社会　应善用人权法

邓国桢身为法官，也不得不承认法律可以成为打压工具，亦即是俗称的恶法。但应对方法不一定是违法达义，或者徒喊“法治已死”的口号，弃守司法这一环。相反，邓官开出的药方——人权法，才是香港人应寻求的真正出路。

二战以降，人权法在全球发展日臻成熟，不但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亦将人权法本地立法，包括香港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若有人认为政府打压自由，或法官裁决不公，就应该拿人权法的标准作衡量。

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为例，事实上它不必然是一道恶法，正如欧美社会亦有国家安全法例。但香港社会往往诉诸情绪或立场先行，将二十三条直接等同恶法，令讨论失焦。既然国家安全是合理需要，基本法亦明文这立法责任，香港人应该理性讨论如何立法方合乎人权标准，保障公民及政治权利，不至出现文字狱等情况。对敏感议题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会令社会耗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