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为何发展中国家自愿跳入“陷阱”?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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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9日),有报道指中亚国家吉尔吉斯计划将部分领土割让予中国,以偿还贷款。及后,第一副总理博罗诺夫已出面辟谣,强调吉尔吉斯能在最后期限前,清还所有债务。有关“一带一路”的争议时有听闻,如同早前亚洲的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或非洲吉布提、肯亚等国,皆传出因为资不抵债,而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逐步被北京掌控政经命脉。不过,这种广泛在西方传媒流传的说法,不仅将各取所需的国际经贸活动,简化成“经济侵略”,也无视了一众发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本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与吉尔吉斯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新华社)

是经济侵略还是经济援助?

现时不少欧美论者认为中国在外大搞“经济侵略”,这些观点可见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的《新非洲战略》中。他指出,“中国利用贿赂、不透明协议和债务来控制非洲国家,使它们屈服于北京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掠夺式行为(predatory actions)是中国大战略的组成要素,当中包括‘一带一路’⋯⋯”对于这论调的支持者来说,中国不仅是四处“掠夺”资源的巨人,也是“暴君”的支持者和环境污染的源头。

然而,此论调未免过于简化,令人联想到中国正对外采取似是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别于殖民主义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强占他人的土地和资源的行为,新殖民主义所强调的,是强占市场的经济霸权行为,并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操制他国社会发展,而非正式宣告当地成为其领土。问题是,到底中国有否利用不对称的经济实力,来支配当地的社会发展呢?

格鲁吉亚凭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一带一路上具有贵重战略价值,因此被不少中国公司视为投资的理想地点。(VCG)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中国都一直都强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立场。在大举对外投资时,中国没有像IMF和世界银行一样,要求受助国推行政治、经济自由化,以改变社会结构,故应是各取所须的商业交易(当然也有战略考虑),并不带有强迫性质。再者,每当某国陷入“债务陷阱”时,便会有论者指中国可借此侵吞当地资源。虽然债权国也有责任,考虑借贷国的财务状况及还款能力,但若然借贷国政府为了个别目的而不顾财力地举债,或借贷后因管治失序而造成债务危机,责任理应在借贷国上(注二)。故此,不问因由地归咎中国放债,实属偏见。

2018年10月30日,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西安)缓缓驶出站台,驶向拉脱维亚首都里加(Riga)。中欧班列是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等条件开行,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截至2018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9,000列,运送货物近80万标箱,国内开行城市48个,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

踩进的是“陷阱”还是“机遇”?

在现实政治的博弈中,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其外交政策都是服务本国利益为先,故增强国家在外的影响力,可谓理所当然。如同美国资本在19、20世纪大举流入加勒比海和南美洲诸国,或是过去IMF的缓助计划等,无一不是令西方资本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增,间接加强一国在区域事务上的影响力,但那又是否属于侵略行为呢?所以,更问题重点应置于某国是否按着游戏规则投资(即强迫与否),而非直观上看到国力不对等,便跳到“经济侵略”此等片面结论。

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倾向与中国打交道,背后有其盘算。首先,中国所提出的无条件合作,使不少国家能获得较低息、较长还款期的融资,以及专业知识和投术,同时亦使当局能避开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对政经自由化的援助条件;再者,借着中国的资本,各国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满足大众对社会服务和基建快速增长的需求(注一);最后,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成了《华盛顿共识》之外,非洲在寻求社会建设上的另一范例。这些理性考量,才是各国愿意接受中国资本的根本原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协定纳入“一带一路”合作,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资料图片)

正如去年九月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FOCAC)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总结了非洲的立场,并反驳了新殖民主义已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足可点出非洲已有自主的发展道路,亦证新殖民主义之说难以成立。反而,诚如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Joseph Stiglitz在十多年前的著作早已指出,IMF等机构的政策,大多都基于不健全的新自由主义,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中国正正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补足了现行制度的不足。

注一:按智库Brooking的统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约有33%是能源业相关,其他则在基建、农业、金融服务等,故单以当地能源业的发展,就以“资源侵略”的来评价“一带一路”的功过,绝非公允。
注二:例如: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以检视国家财政状况及政策为由,叫停部分与中国合作的基建项目,用以减轻债务负担。话虽如此,他仍然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计划,亦与中国领导人磋商其他合作安排,可见两国经贸合作并无强迫性质,审视还款能力的责任还在借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