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2018】政府有意推“授借权”　须确保制度鼓励创作

本周三（7月18日）开幕的书展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各出版社摩拳擦掌，积极迎战一年中最佳的售书时机。另一边厢，本港图书业界愁云惨雾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受到电商冲击及租金飙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过去几年不时传出有书店结业的消息，而随着手机、互联网及电子书的普及，市民购置实体书的意欲都大为减低。基于创作者创作条件低劣、出版业经营困难的境况，本港有团体于四年前向政府倡设“公共授借权”，要求政府于公共图书馆预算范围外另作拨款，按书籍借出次数，向版权持有人或作者支付版税，以获得向公众免费借出书籍的授权。该组织指，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借阅服务会打消读者的购书意欲，令作者及出版社的收入减少。因此，该组织希望政府在不损害公众免费借阅权利的前提之下，确立“公共授借权”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并鼓励更多港人投身创意产业。

新一届政府似乎有意回应业界的诉求。特首林郑月娥曾在其政纲提及会研究在公共图书馆推行“授借权”（public lending right），而在上任之初的去年七月，林郑出席香港出版双年奖颁奖典礼时亦再次重申相关承诺。来到今年三月，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向传媒透露，业界关注的图书授借权安排，不久便会有好消息公布。

如果授借权确成其事，本港将有机会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引入“授借权”的地方。“国际借阅权联盟”召集人Dr Jim Parker曾于2016年莅临香港参与相关会议，他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经及快将执行‘授借权’的国家达56个，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英国、瑞典、冰岛、德国、比利时等。 我们十分乐意提供支援，协助香港顺利设立授借权，希望香港能成为首个亚洲建立‘授借权’机制之地区，进一步与国际业界接轨，成为其他亚洲国家之模范，世界各地的作家都能得到应有保障，推动全球创意产业发展。”

“授借权”的出现伴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兴起，这项制度最早成立于1946年的丹麦，当时，丹麦人觉得图书馆每借出一本书，市场上就会少卖一本书，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借阅服务实质上损害了版权持有人（作者/出版社）的潜在经济收益。因此，图书馆应该补偿版权持有人（作者/出版社）受到的潜在经济损失。

必须强调的是，在目前所有已实行“授借权”的国家或地区中，公共图书馆的使用者或者借阅者皆不需为“授借权”支付任何费用。以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为例，根据大英图书馆的定义，“公共授借权”是指作者从公共图书馆收取著作借阅费用的权利。观乎大英图书馆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每一次借阅，大英图书馆将为每本书支付7.82便士（约合港币0.8元）。而要获得这笔费用，版权持有人需要先自行登记注册。“授借权”原本只限于纸质书，但自2014年7月1日起，条例延伸至有声书及电子书。目前，有超过22,000名作家、插画师、摄影师、翻译及编辑参与并受益于该项制度。在该制度底下，大英图书馆会抽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借阅记录作为样本，然后根据样本数据作出补偿。扣除每年大约10%的行政处理费用，“授借权”制度每年发出的补偿金大约维持在600万英镑，费用由中央政府设立特别基金，经文化部拨出。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借阅权制度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不同地方所推行的借阅权制度其实并不相同。英国于1979年颁布公共授借权法案（1979 public lending right act），至今已运行近40载，制度相对完善，补偿的对象也不限于本国之内，算是较为慷慨。然而，在另一些国家，授借权更似是文化保育政策，丹麦及瑞典的授借权便只限于用本国语言写成的书籍，这些地方的授借权制度被视为政府支持本地文化及艺术创作的行动，而非纯粹补偿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对版权持有人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事实上，政府在制度的创设上具有主导权，可以选择以何种模式在港施行“公共授借权”制度。相对于将补偿对象定为欧洲经济区创作者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北欧一些国家的授借权报酬对象皆为本地居民，澳大利亚更列明机制是为了支持澳大利亚文化发展。如果港府有财政上的顾虑，大可参考后者的模式，甚或者为“授借权”的补偿金设立“封顶”机制，而这，也是其他地区的惯常做法。

在本港的讨论当中，“授借权”并非没有遇到反对声音。有意见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服务未必会影响图书销售数量；反而，借助图书馆的上架与借阅服务，书籍反会得到更大的曝光，因此，这未尝不是一种免费的宣传。其实，图书馆和出版业界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无论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借阅会否影响图书的销情，社会都应该为落心落力的创作者提供合情合理的补偿。另外，还有人担忧“授借权”成为利益倾斜的机制，无法令创作者真正受益。对于这种意见，反驳的理由可以很简单：授借权机制是人为设置的，如果机制存在漏洞，制度设计者便需要堵塞漏洞，平衡各方利益，令补偿金真正流到有需要帮助的创作者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