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派糖沦政治工具　政客应审慎待之

财政预算案公布在即，包括民主党、工联会、民建联在内的一众政党纷纷呼吁派钱、退税，要求政府还富于民，但是还富还需有道，政府应秉持分配正义的原则，精准地将资源分配予最有需要的人。更根本的是，政府近年录得结构性盈余，如今社会问题丛生，政府不应视若无睹，而是要本乎公义，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根治社会积弊。

“派钱”​退税并无二致　效用成疑

事实上，“派钱”与退税同属派糖，本质上并无二致，无助根治社会问题。无可否认，香港储备充裕，同时“派钱”、退税、实施长远政策也不会构成太大财政压力。但以政府一毛不拔的性格，在派糖化解民怨过后，官员又岂会有决心再投放资源于长远政策？可以想像，“派钱”过后，一众官员定自以为从善如流，继续无所作为。2011年的经验实在班班可考，当时曾俊华在“派钱”过后对于扶贫、房屋问题少有理会，政客不应重蹈覆辙，为一时掌声而要求“派钱”。

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政府“派钱”是源于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认为政府没有能力做好资源再分配的话，那就同样需要怀疑“派钱”会沦为瞒骗市民的政治工具，让一众官员继续耽于安逸。澳门前车可鉴，政府年年“派钱”，于公共规划上却碌碌无为。香港如今财政稳健，政府大可将“派钱”恒常化，难道政客又同意香港要学习澳门的派钱文化？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派钱、退税能够“雨露均沾”（所有人都能从中取利），但是若能将所有资源集中于贫苦大众，所发挥的效用岂不是更大？我们须问，“派钱”是胡志伟的意思，还是民主党的意思？

与其争取派糖，政客倒不如聚焦争取政府实施长远政策。无论是“派钱”、退税都无法针对社会最有需要的人，也无法将资源集中发挥最大效用。政客理应向政府施压，要求实施大学免学费、增建中产、基层出租公屋以至落实全民退保等长远政策。

储备非愈多愈好　陈茂波须订立准则

过去政府少有推出长远政策，其借口不外乎积谷防饥、防患未然。但是对于要有多少储备才能够应付所谓“危机”，却是众说纷纭。

在殖民地末期，由于政府要花大量资源在基建之上，故未有为财政储备订立清晰标准。及至回归后，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第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财政储备原则，他指出香港的财政储备应达12个月政府开支的数额，并以3个月政府开支为增减幅度，经济学者邓树雄指这一准则的要求极高。

及后梁锦松、唐英年均曾订立准则，但是在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后，界线再变得含糊不清，2013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在立法会更言，订立财政储备的适当指标意义不大，变相推翻了前三任财政司司长订立的准则，同年，立法会议员蒋丽芸也曾就此提问，可惜政府未有正面回应。

纵然前三任财政司司长订立的标准有不少可议之处，但是至少可以防止储备无限累积。在曾俊华治下，政府俨如追求资本增值的巨兽，观乎2016-1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政府的财政储备已达8,600亿元，相等于24个月的政府开支，以曾荫权的保守准则来计算，当时的储备也超标近倍。2017-18年度的财政预算，政府的储备更上升至九千多亿元的历史新高，加上曾俊华任内设立林林总总的基金，其数额更是远高于此。

财政悬崖言过其实　政府不应画地自限

也许仍有人认为，政府要应对人口老化等问题，累积储备也是无可厚非。事实上，政府早于2016年将2,197亿元的土地基金转作未来基金，以应付未来人口老化的需要，该笔资金会不断滚存，政府也会恒常注资，如果政府认为该笔资金不足以应付人口老化问题，就应该订立标准，交代要多少储备才足够。

香港财政现时处于极度稳健状态，欧盟于九十年代中期曾订立了赤字标准，分别是年度赤字不超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以及未赎回公债不得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六十。香港近年未有赤字、未有公债负担，反而出现了任志刚所言的结构性盈余，利得税更大有增加的空间，所谓财政悬崖，实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在这大前提下，政府理应大有可为，解决当前困局。须知政府的储备并非由官员赚回来的，而是一众市民的劳动所得。市民交税，固然是法例规定，但是如果政府欠缺理财智慧，未能将资源有效分配，只懂敛财，漠视贫富悬殊、房屋等社会问题，税收就失去了合理基础，储备也成了不义之财。

固然《基本法》107条规定政府须“量入为出”，官员也一直以此为由，对于增加公共开支诸多推搪，但是何谓“量入为出”，实在有可商榷的余地。香港财金官员常言政府开支不得高于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但这并非铁律。夏鼎基于1976 – 77年预算案提出所谓百分之二十的政府开支比例，他于1980 - 81年预算案便亲自否定了这一原则，政府不应作茧自缚、画地自限，而是体察民生疾苦，放胆投入资源，解决社会种种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