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林郑扮塞翁　小心减税一场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本周三 (10月11日) 宣读《施政报告》时，贯彻了她在竞选时提出的“Less is more”理财新“哲学”。她提出了两项具体税务措施：一是推行利得税两级制，把企业首200万港元利润的税率调低至8.25%，借此减轻中小企和初创企业的税务负担，扩大它们的投资空间；二是建议就企业首200万港元合资格研发开支提供300%扣税，余额则以200%抵扣，作为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资的诱因。综合过往的报道，行政长官认为这些措施既维护自由经济，又能够增强香港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立竿见影。

一时的损失带来更多的好处，并不是甚么新颖的故事。据说，古时北方边塞上居住著一位老翁，他所养的马有一天无故逃到了胡地，但在几个月之后，这匹马竟然自己跑回来，同时还从胡地带来一匹良驹，老翁的财富因而增加。问题是，马不是塞翁主动放走，胡骏也纯属一笔意外之财，这种“因减得加”带有相当大的幸运成份。而在公共理财领域，运气不可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如果行政长官提出减税，最低限度需要证明减税在振兴经济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到底行政长官有多少把握？

行政长官的“哲学”隐含著一个推论：某个因素的成本低，企业能够从市场获取的利润就自然会提高，最终提升整个城市的收入水平。可惜现实世界绝非如此简单。个别因素产生的成本当然与生产成本有关连，但绝非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论企业享有的条件如何优越或恶劣，企业的竞争优势必然是由它的生产力所决定。但凡牵扯到生产力，本质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试想想，当企业缺乏能力时，根本无法以合理成本提供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征收的税金再低，还不是白搭？这些毫无绩效可言的企业最终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能力是无法用金钱买得到的。企业要在残酷的市场中开拓出一片天地，就必须确保旗下的产品能够为顾客带来难以替代的价值，借此扩大盈利，这要求企业不断把各种技术元素整合，创造出难以模仿的完整产品系统，而这种创新能力只能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产品开发实践中发展和累积起来，因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不只涉及通用的知识和技能，也离不开经验和内部组织协作。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和学习对于企业来说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这亦解释了为甚么各地政府莫不诱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或许有人会问，《施政报告》建议向为企业的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税务扣减，不正是一项帮助私营机构提升能力的措施吗？无错，这项政策比利得税两级制无条件减税更具针对性，至少政府的一分一毫不会浪费于那些不进行研发的企业之上。可是，政策只是让研发活动变得更便宜，并没有催迫商界创新，加紧进行技术学习，更不保证研发活动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当政府甩开所有策动和执行方面的角色，要不要研发的选择权又完全落在商家手里，政府凭甚么期望企业依照它的设想行事呢？

若果没有其他有效的政策配合，政府成功的机会不会太高。2004年，政府把研究支出的利得税扣减适用范围，扩展至设计活动，首度完全覆盖“研究及发展”，当时可谓较其他司法管辖区优胜。若以绝对量来讲，近年的香港研发开支确以倍数增长，但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始终在0.8%的水平以下徘徊，与发达地区比较可谓低得可怜。而且，摆在眼前的事实是香港没有建立起活跃的创科产业。无论从理论抑或经验来看，政府难以单靠讲求短期利益的自由市场机制，去克服高风险，以及市场机制倾向强者而形成的技术壁垒，改变香港的产品和工业结构。

发展经验均表明，长期的技术进步总是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不论先进国和后进的成功赶超者均是如此。由于城市的能力是由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创新体系产生，在技术供给面，政府除加大鞭策企业的力度外，亦须投放资源革新整个体系的组织和制度。与此同时，为保证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创新体系不会迷失方向，政府可以因应本地需要，推出重大战略项目 (而不是撒胡椒面)，既形成产品平台，又为新技术应用提供初始市场。我们毋须担心政府财力不足，利得税两级制减免商界的58亿港元，其实已几近2015年全港研发开支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