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德国工时低、产值高　港府应汗颜

德国一个大型工会30年来首次要求降低工时，最终成功争取每周工作28小时。德国的工人能在工作与生活间取得平衡，同时能维持竞争力和生产力，但香港仍在标准工时立法的议题上裹足不前，经多年的讨论、咨询，都不能落实就标准工时立法。到底香港在减低工时上的出路何在？德国工会成功“抗争”的例子值得香港参考。

多国做到降工时却不减生产力

拥有390万名会员、德国最大产业工会IG Metall早前动员发起大规模罢工，争取改善薪资待遇、弹性工时及福利等，动员了50多万人上街，是德国34年来规模最大罢工。行动至少令汽车制造商、零件供应商、工程公司等合计损失约2亿欧元（近20亿港元），除丹拿（Daimler）、宝马（BMW）等汽车公司，甚至连空中巴士（Airbus）也受影响。

工会与资方经过13小时谈判后达成协议，从今年4月开始，约50万名劳工可望加薪4.3%，需要照顾家庭成员的的员工每周工时从35小时减至28小时，以五天工作计算，每天工作时间不足6小时。

Expert Market在2016年的研究报告发现，在十个最高GPD的国家中，有七个国家同时是十大工时最短国家，分别为卢森堡、挪威、瑞士、荷兰、德国、丹麦、瑞典。不过Expert Market两年的报告都没有提及香港排名，若以同样的算式计算，按瑞银报告指香港年工时是2,606小时（即每周50小时），而去年的GDP超过37,000元，即是每小时生产力只有17.6元，低于英国的19.4元，与时常发生过劳死的日本（17.4元）不相伯仲。由此可见，高工时并不保证带来高生产力。

家庭友善劳工措施有助提高生产力

德国的劳资争议引起国际社会对生活质素和劳工政策的反思，工会已经就此与欧洲央行讨论加薪的问题，而欧洲央行表示，与多家大型企业会谈过后，不见得年轻一代的员工最在意薪金，他们反而更重视生活品质。工会的谈判代表齐兹伯格（Roman Zitzelsberger）就表示，减少工时可以吸引更多人入行，因为弹性的工作时间有助家长照顾子女。这突显家庭友善的劳工政策有助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

大机构的资源充裕，自然较易调配人手，但这不代表中小企便无法推行家庭友善措施，例如有中小企会在员工生日时提供“孝顺金”，感谢员工父母；有公司则设“陪面试假”，方便员工陪子女参加升学面试；有的更会增建育婴室，让女员工喂乳。可见， 不少企业已经愿意踏出第一步，推行家庭友善的措施，而政府又做了什么保障工人呢？

港府无意就标准工时立法　工会须自强

标准工时的其中一个原意是藉降低工时，让雇员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也算是一项家庭友善措施，尤其香港颇多双职家庭，政策可令家长有更多的育儿时间，能促进亲子关系之余，亦可纾缓托儿服务不足的问题。民间一直希望政府尽快就此立法，可惜当局从没顺应民意，只是成立委员会讨论和研究这议题，敷衍了事，甚至以“合约工时”取替“标准工时”，鱼目混珠。合约工时方案只规定劳雇双方须订立超时补水的协定，而员工超时工作应获最少1:1的超时工资或补假补偿，这些规例与真正的标准工时政策相距甚远。尤有甚者，按政府时间表，就连合约工时方案也要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才能实施，敢问政府诚意何在？

政府曾为各行业制定合约工时指引，但指引没有法律约束力，加上雇主和员工的地位不对等，雇员难与雇主商讨工时问题。有论者指“一刀切”强制降低所有行业的工时有技术困难，尤其会对中小企造成较大影响，那政府大可分阶段为上述指引立法，显示出求变的决心。

港府冷待标准工时立法，工会更加有责任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或部署进一步行动。回望德国这场抗争，工会IG Metall能团结大批工人，齐心罢工，使资方不得不让步，降低工时。就此，香港的工会做得到吗？自从集体谈判权遭废除后，工会已成为“无牙老虎”，在抗争的路上筹码不多，困难重重。工会若要增加谈判筹码，必须团结工人，提高动员能力，并借历史上多次的工运，教导工人勿做“奴工”，遇到不公对待的时候必须发声。由近年较大型的葵青货柜码头工潮，到上月的海丽邨清洁工人罢工，均可见工会能动员愈多工人罢工，造成的影响就愈大，谈判的筹码也愈多。当政府迟迟未展开标准工时的立法程序，工会的角色就愈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