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别让港独情绪发泄误了整个世代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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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会长周竖峰近日的辱华言论,无疑已超出社会大众的容忍底线。指斥持异见的同学为“支那人”固是辱及华人社群,他称使用“支那”二字是符合钱穆文化抗共的立场,更是辱及香港中文大学创校先贤。打着“言论自由”旗帜,情绪化地辱己辱人,就算他真被中大学籍开除,大概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借由周竖峰事件,我们的年轻学子也该是时候深入反思自身与国族的关系,更为理性地认识中港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多处近日涌现不少港独标语,触发争议。(卢翊铭摄)

中大自开学以来,不断涌现港独文宣,引起校内部分学生不满,终致双方对立。到周四(7日),周竖峰在校内以辱华字词侮辱持不同意见人士:“𨅬返中国啦,中国人,支那人!𨅬回支那啦!”中大校方其后表示,对相关言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周竖峰在事后不但没有悔意,更指校方是“上纲上线”,对传媒表示“用上‘支那’字眼亦符合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的文化抗共精神”,又在个人脸书表示“我乐于成为在香港因骂支那而以言入罪第一人!”

周竖峰使用的“支那”是辱华字词,是不辩自明的事实。去年有独派在立法会宣誓时用了“支那”二字,其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已有不少社会人士直斥其非。“支那”二字的侮辱性早已是人所共知,再作辩驳也只会予人“死鸡撑饭盖”的感觉。因此,中大校方直斥周竖峰劣行,指“有关学生使用的严重冒犯性言语,对经历过二次大战蹂躏的人士及其后代,创痛尤深,有违道德规范及社会期望,令人痛心”,说法可谓恰当。任凭周以任何保护民主墙运作、乃至言论自由等理由为借口,都绝对不能为其不当言辞文过饰非。

辱华以外,他擅扣钱穆帽子的言论更是辱校。钱穆反共是事实,但“支那”与“文化抗共精神”两者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硬把两者拉起来无疑是侮辱了钱穆深挚的国族情怀。钱穆与一众新亚先贤的创校理想在于守护中国文化的传承,新亚书院更一度是“新儒家”重镇。到港府议建第二所大学时,钱穆等人一度建议取校名为“华夏大学”或“南海大学”,以突显大学的“中国”特色。后来由因为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才退让接受以“中文大学”为名。就唐君毅在新亚告别会的讲词,他们对“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名称的理解,一是“用中国语言为主要教学工具的大学”,二是“中国人治理的大学”,三是“以中国文化之承继与发展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中大先贤念兹在兹的,正是在港英政权下力保一所可以承传中国文化的、属于中国人的大学。周竖峰在一所中国人治理、旨在承继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大学中,敌视及出口侮辱中国人为“支那人”,还要强加恶名于“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创校先贤,对中大成员而言,这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还能是什么?

周竖峰今日回应指,中大对该数名内地生严重侵犯他人表达自由,恐吓他之事,彻底视若无睹,反则对他以言入罪。(取自周竖峰fb)

必须说,周竖峰的行径已足以使其被开除学籍。根据中大“学业规则”的“惩戒”项,只要“行为有损校誉或本校利益”已可被开除学籍。因为散播仇恨言论而被开除学籍的事情,在世界上颇为常见。譬如《哈佛深红报》就曾报道,有十名新生因在社交媒体聊天小组发布关于种族歧视、虐待儿童等极端的言论和表情包,而被校方开除。两年前也有两名大学生因为在巴士上呼喊种族歧视口号而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开除学籍。中大校训是“博文约礼”,约礼在于“克己”,以礼克己之余还要做到“过则勿惮改”。遗憾的是,周竖峰似乎既不知礼,也不知如何才能克己,更不知如何认错改过——若然中大真的开除他的学籍,那大概只能说句“求仁得仁”。

热中关心社会发展的年轻人,须以周竖峰一类的负面教材引以为戒,深入反思自身与国族的关系。周竖峰一类的年轻人,无疑代表着迷失方向、对政制与经济前景失却信心的一群,深受社会发展中机会与结果不公平的折磨;但这并不表代表社会需要无条件包容他们的过份言行。更令人忧心的是,他们把自身的迷失完全诉诸情绪,甚至简单地把一切社会发展不公的“罪责”都归咎于中共;然后粗浅地认为把一切“中国元素”从香港移除就能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为达成这种目的,他们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也往往轻视鲁莽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思考事情的方式完全无助我们解决问题,长远更是必然有害于香港。

运用不同手法的人都是希望以自身力量,带领香港走出困境,变得更好。可是,“更好”是甚么,又该以哪种手法达成,现时香港社会却没有普遍共识,因此也造成了社会严重的撕裂。(资料图片)

当然,最后必须说这种心态更是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从而妨碍我们理解香港发展的定位。钱穆曾说,“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一切已往制度俱是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是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中国谋求管治能力的现代化,深化法治与民主的建设,正是在求索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过程中,担当领导者的中共也展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修正能力,包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其中习近平更强调国家须展现“文化自信”,提振、肯定自身文化价值——这当中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也正是新亚一辈先贤所毕生坚持的。

可惜的是,部分年轻人选择对这些变化视若无睹,乃至在认识中国的问题上自我设限,非常不必要地把国家排斥成“他者”,满怀敌意。意识形态先行下,拒绝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发展实况,结果只会令港人无法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多个环节中发挥应有作用——包括乘借一国两制之便、本着前辈“建设民主中国”的热诚参与中国革新的道路探索。国内目前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改革的领域,也有不少令港人失望的政治决策,但仅因如此就把自己与国家割裂,乃至否定自身的民族身份,结果很可能只会像周竖峰在这次事件中一样,“撞板”收场。一个人撞板也许可以开除学籍了事,一个世代撞板却可能赔上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