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司长为谁考虑？

去年《施政报告》成立“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由财政司副司长任组长，房屋局局长任副组长。经过近一年深入调研，结果在今份《施政报告》公布：为分间单位设定最低标准，合标准者定为“简朴房”，不合标准的有序取缔。

副司长黄伟纶及局长何永贤周四（10月17日）公布更多安排，包括“简朴房”面积不得少于8平方米（约86平方呎），楼底高度不少于2.3米，要有独立厕所，要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要有独立水表和电表等。

8平方米，比起标准车位还要小一截，大约只是半间公屋一人单位。副司长在记者会上却提到，若然最低面积再提高，恐怕租客将会难以负担，而且许多单位要被取缔。根据现时标准，他们估计市面上七成“㓥房”将会达标，相当于七万多伙能够保存下来。

如果以现实中“㓥房”质素来决定法定最低标准，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为住宅单位设下最低标准，原意是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环境。姑勿论适足居住权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人权之一，《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确认“适足住屋不只是有瓦遮头及四面墙，还要住得有尊严及安全，亦不应完全以商品视之”，更何况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何以住屋的最低标准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

众所周知，“㓥房”之所以林立，是因为香港楼价不断攀升，未能入住公屋或居屋的市民无法承担，个别业主于是分间单位来出租，而且没有入纸申请改建的比比皆是。“㓥房”租金虽然比起一整个单位便宜，但计算起呎租的话，大有可能是豪宅水平。副司长提及业主分间是为了更高的回报（所以估计即使要成本改建，市面上仍有“简朴房”供应），但更准确而言，岂不应该说“分间单位是为了更大的剥削”？

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只现时11万个“㓥房”可以申请认证，“简朴房”制度甚至容许新单位加入，这等如为业主赚取“更高回报”的不合理手段开了一条活路。如此一来，业主还有需要在租金上保持克制吗？如果租客接受不了高昂租金，他们大可以分间成多于一间“简朴房”来赚取“更高回报”。看似三成业主面临改建要求，实际上大多数租住市民顿成输家。

这两天以来，政府官员常说社会对于“㓥房”有需求，“简朴房”入住情况将由供求决定，却未曾解释过这个需求从何以来，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而决定。香港目前有277万个住户，却有300万个住宅单位，那么是房屋供不应求，抑或是可负担的房屋供不应求？如果呎价或者月租动辄两万元，这样的“供应”如何能解决“需求”？无怪乎社会对于“㓥房”有需求，因为基层卑微得只求负担得起。

真正告别“㓥房”（以至“简朴房”），离不开楼价回到可负担水平，以及公营房屋供应充足。对于前者，官方每季统计的置业负担指数仍为65%，高于过去廿年期间54%的平均数。幸好后者出现曙光，正如官员所述，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在内的公营房屋供应量将达18.9万伙。目前合资格入住公屋的六成㓥房户若然顺利“上楼”，未来对于“简朴房”的需求自然减少。

将居屋绿白表比例由四比六调整至五比五，相信有助公屋单位流转，让更有需要的基层早日上楼。惟所谓对公屋“有需要”，只是程度之分。难道目前被界定为富户的市民，就足以自置物业吗？局长在记者会上提到富户租金四、五千元偏低，值得检讨是否要更贴近私人市场。但是公屋租金偏低，抑或是私楼租金过高，岂不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吗？官员认为鼓励市民置业是鼓励“上进”，但“上进”的前题是收入上升，而且升幅不能跑输楼市。副司长由2015年出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计起，至今近十年负责房屋政策，解决“㓥房”是为谁考虑，加速公屋单位流转是从什么人的角度出发，大概决定了他交出怎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