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在软对抗

说软对抗，并非指这几本书。恰恰相反，寻常不过、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几本书也要绝迹于香港书展，令人疑惑这算不算另类的软对抗。

香港贸易发展局要求或强烈建议下架的八本书，包括邵家臻的《坐监情绪学》及《字里囚间》、区家麟的《最后的信仰》、《二千零四十七夜》及《乱流》、廖伟棠的《末日练习》、希望学编辑团队的《异乡港孩》及梁莉姿的《日常运动》。其准则之莫名，即使是兢兢于守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出版社，也决定不将游记《乱流》下架。

根据贸发局的《参展商手册及展览会规则》，任何展品或商品均不可不利于《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但这八本书籍问题为何，投诉的处理机制是怎样，《香港01》三问贸发局亦不得其解。在第一次回复中，贸发局表示“倘若收到有关涉嫌违反《参展商手册及展览会规则》书籍或展品的投诉，我们会按机制处理，如有需要，我们会要求有关展商收回有关书籍或展品”；在我们跟进查询后，其仅说“我们没有其他补充”；被再次追问后，贸发局只重申“我们没有补充”。

八本书内容与政治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且在市面上仍然有售，表面看来没有违法。那么贸发局是否认为投诉成立，哪些内容有何不妥，不只出版社希望知道，我们作为媒体，有责任确保内容没有违法，同样望其不吝赐教。尤其是贸发局19人理事会中包括了政府新闻处处长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其对书籍审查有何高见，照道理值得参考。

如果贸发局但凡收到投诉，便宁枉莫纵、一股脑儿要求下架书籍，做法恐怕不切实际。公共图书馆已经作了反面教材，其要下架审查书籍之多，现在仍不知道还要处理多久。目前区家麟的《潮池：浪游二十国度的故事》已经重现，马岳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吴霭仪的《剑桥归路》等仍然未见踪影。它们与国安有何关系，社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打工仔当然知道，许多人工作只是机械地照搬上级决策指示。所谓作风官僚，就是不愿动脑筋，遇到问题明哲保身，能推卸的责任都推卸。小事怠懒或许影响有限，但在国安问题上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下架书籍的的话，反而令法律界线和国安问题皆变得模糊，不利社会正确认识国家安全。这不仅是弄巧成拙、好心做坏事，搞不好更会令国家安全污名化，也令自由和开放的香港失色。

内地传媒人靖海侯去年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各方都同意拨乱反正不是要重塑香港一切，“除了‘去泛政治化’，香港什么都不会改变”。更具体地说，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对外进一步开放、维持政治表达畅通、文化构成更多元。惟到现在仍久不久就有不必要的争议，甚至出现泛政治化现象，书展也徒添所谓禁书之柱。如果只是谈几句六四事件，就被说成是煽动对政府的憎恨，相信亦不会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原意。

特首李家超在完成廿三条立法后说得好，香港要全力拼经济、谋发展，聚焦改善民生。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寄语香港要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比起宁左勿右、泛政治化，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国家安全，将焦点和力量凝聚到改革和发展之上，肯定才是香港的最大要务，真正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