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提升香港人的士气？

如何改善市民的精神健康不时成为立法会议题，在今年2月的最近一次讨论里，提出质询的议员列举调查数据指出，港人精神健康指数连续五年不合格，2022年平均分只有47.64（52分及格）。虽然没有新统计，但精神健康与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2023年指数好不了多少。经济条件与收入有直接联系，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周二（6月11日）决定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3%，必然也蕴含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素促进精神健康”这个大逻辑。用官方的说法，是考虑了公务员的士气问题。

作为18万公务员的雇主，政府当然必须关注员工的精神健康与士气，然而，今次加薪决定引起的非议却不小，一方面由于过去一年多香港整体经济气氛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正如公务员事务局自己所言，公共财政近年接连录得赤字，公众格外关注政府能否审慎理财。还有一个政府难以启齿的原因：市民对公务员表现并不满意。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便指出，市民对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满意度虽然略有上升，但评分仍不及格。

升职加薪是打工仔最基本的追求，政府身为全港最大雇主，在条件许可下尽可能满足，往好处看是做了表率，或可刺激更多私人企业做个良心雇主，但公务员加薪引起争议，也反映他们的独特性：政府的收入来自公帑，服务对象是700万香港市民。公务员加薪并不只是政府内部雇佣关系问题，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的“士气”。政府之所以需要维持公务员士气，必然是为了确保他们可以持续为市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市民满意了，政府才称职，如果无法取得令市民满意的治理成效，无法提振社会的整体士气，那维持公务员士气就只会是自欺欺人的话术。更何况，今次划一加薪3%的决定是否能够维护公务员士气，连公务员群体内部也不乏异议。

按照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5月底提交的建议，低层、中层与高层公务员调薪净指标分别为5.47%、4.32%与4.01%，撇下是否与香港经济及私人市场现实脱节的争论不表，低多高少的加幅本身倒是符合“分配正义”的政策制订原则，相比之下，政府最终决定划一加薪3％却欠缺有说服力的理据。公务员事务局重申是参照了“每年都会考虑”的因素，当中就包括薪酬趋势净指标，但如何从原本明显差异的加幅计算出划一3%才是合理，让人猜不透。至于公务员士气，划一加幅客观效果却是进一步拉大高中低层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高层公务员的士气也许维持了，代表中低层公务员的工会却在抱怨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

收入分配是每个社会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内地近年推动“共同富裕”，按香港固有区隔式认知，这属于社会主义思维，不适用于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然而，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体，如今都被迫思考如何摆脱贫富悬殊的“Ｍ型社会”困局，这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要务。而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总体思路，共同富裕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及合理调节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摘下意识形态眼镜就不难发现，这对香港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见微知著，政府如何处理公务员加薪，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施政理念。本届特区政府明言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提升整个香港社会的士气必定衡量其“有为而治”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推而广之，但愿这次加薪不是一个但求行政效率或和稀泥式“中间落墨”的决定，因为历史早已证明，这种被动治理意识无法驾驭香港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矛盾，而若用精神健康指数作参考，香港的社会士气正持续处于警戒范围内，没有多少时间空间再和稀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