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市民应如何看待香港GDP增速放缓

受外围环境影响，香港经济的复苏步伐较预期慢，香港特区政府日前下调全年GDP增长预测至3.2%，较8月覆检时增长4%至5%的预测为低。GDP数据一公布，不仅随即引发外界各种冷嘲热讽，不少本港市民亦对此忧心忡忡。然而，今时今日的香港，市民是否需要担忧GDP增速问题？

来稿作者：梁海明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香港全年GDP增长3.2%这个数据，其实并非太差。譬如，新加坡 2023年首季GDP同比增0.4%，第二季增长0.7%，第三季增长为0.7%。且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预测，今年新加坡GDP增长将放缓到0.5%，低于去年3.6%的增速。又如，英国政府今年的GDP增速预计只有0.3%，经合组织（OECD）则预测美国GDP只增长1.6%。

人口流失对香港冲击未如想像严重

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若果同时留意人口流失和失业率的数据，本港的情况已算尚可。在香港人口流失方面，2020至2022年，香港累积流失人口18.73万人。但在过去几年，其实全球多个大城市都出现明显人口流失。譬如美国纽约市，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2020年4月至2022年7月期间，就有超过46.82万名居民离开纽约市，导致该市人口减少了5.3%。其中，最大的人口流失出现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在此期间纽约市人口减少逾28.1万人。

又譬如英国伦敦，根据普华永道的最新报告，受新冠疫情冲击，伦敦人口在2021年减少30多万人。另据英国卓越经济统计中心（ESCoE）的研究显示，伦敦在2019-2020年估计居民搬离近 70 万人，该年议会调查则显示4.5%的伦敦人表示未来一年内会从伦敦搬走。与纽约、伦敦的人口流失原因相似，日本东京市也是由于疫情影响经济，当地工作岗位数量减少、生活成本上涨等原因，导致过去2年有41.47万人口迁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其论文《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Than Europeans？》的研究显示，在商业周期期中，劳动力的投入减少3%或以上，就足以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香港的人口流失约为2%，低于Edward Prescott提及的3%的警戒线。这反映出人口流失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影响，未必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环球拖累香港无法独善其身

在香港的失业率方面，香港的情况同样要好于纽约、伦敦，仅略逊于新加坡。香港当前的失业率为2.8%，略高于新加坡的2.7%，但远低於伦敦的5.1%和纽约的4.1%。

从经济学的角度，失业率为3%左右，已意味著是全民充分就业。而失业率在3%以下，例如香港的失业率为2.8%，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已供不应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发表论文指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仍然会存在摩擦性的、自愿的失业，这种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意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供求机制自发作用下的均衡失业率，也就是“有人无工做，有工无人做”。（具体详见拙文《香港是否真的缺乏外籍人才和外劳？》 ）

上述数据均反应出，各国和地区同样受到国际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尤其是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全球产业链重置，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大事不断，这些因素均拖累了世界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身处地球村，香港又怎能独善其身？

何况，对于本港普通市民而言，本港GDP与实际生活的相关性并不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GDP的前世今生。

GDP对普罗大众参考意义不大

GDP这个统计法是1930年才在美国问世，当时主要是为了帮助美国罗斯福政府，了解“新政计划”（New Deal）能否成功改善造成美国股市下跌将近90%，25%的劳动力失业、数千间银行关门和生产力急跌的体系问题。GDP从一开始问世，已决定了和普通市民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美国政府绘制、统计GDP数据时，主要是为了决定开支、评估各项计划的成效和系统的安定性，并不是为了要告诉美国民众跟他们个人财产相关的贴身事项。

虽然美国的GDP统计法在1930年创立后，不少国家纷纷跟随，将GDP作为一国经济健全与否的最佳指标。但值留意的是，当时大部分国家，都属于以劳动力为主的产业型或农业型经济，而不是现在的服务导向型经济。这就导致了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已无法掌握新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加上没有一个统计法是在电脑、互联网问世后发展出来的，因此在电脑、创新科技和互联网高速发展使效率大为提升后，这种变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在GDP的统计数字上。

故此，这个GDP的统计方法，对政府、对投资者而言有宏观意义上的参考意义，但对普通市民而言则无太大参考意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很早以前就没有将加快GDP的增速作为政府工作重点。现代GDP估算系统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亦在1971年就已指出，GDP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效益。如果一个国家刻意追求狭义的、物质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并不利于该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更深层面探讨，经济其实指的是什么呢？“Economics”最早出自希腊文，意思是家庭和房子，很多市民一谈到经济，无须立即联想到GDP增长速度、工厂、生产，经济的实质，是包含了地球上的家园，内涵是如何让各个物种和谐相处，而不仅仅只是注重GDP的增长速度。

逆周期刺激或好心做坏事

更重要的是，本港各界若果因GDP增速放缓，因此“威逼”特首李家超、财政司长陈茂波等特区政府官员，在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中，出动“逆周期武器”去大力刺激经济，有可能会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著作《失控的未来（Freefall）》中指出，监管部门长期维持超出实际经济所需的低成本的资金，长年累积下来，将是引发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虽然建议市民尽量消费，没有钱消费就借钱，借不到钱就由政府印钞票，以此来发展经济，且也曾提出“乘数效应” （Multiplier Effect）、“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以支持、发展他的观点。但凯恩斯已明确表示，他理论的前提是“短期的”，他并以“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长期，我们都死了）来告诉各界，他提供的是“没有明天”的经济特效药，短期有效，长期食用那就可能会成为毒药。

所谓“慢慢来，比较快”，只要能够给市民带来诸如人均寿命增长、教育参与率提升、就业率上涨以及市民对生活的“富足感”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快一点或慢一点，问题都不大。何况，特区政府今年首六个月累积财赤已高达1777亿港元，更应节约“银弹”，才能在未来应对更多的难题乃至危机。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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