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从历史细节谈卡特的政治遗产

1月9日，卡特（Jimmy Carter）的国葬在白雪覆盖的华盛顿举行。作为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任内的表现一直饱受争议。他的总统生涯既经历了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与伊朗人质危机，也创造了中美建交、《戴维营协议》等外交突破。这种矛盾的遗产为卡特赢得了“失败总统”与“和平使者”的双重身份。如今重温他的功过，不仅是对卡特个人的评价，也是探讨美国政治走向的一把钥匙。

总统任期：外交突破与危机失误并存

卡特任内的外交成果颇为丰硕。中美建交无疑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卡特高度重视细节，在完成建交准备后，于1978年12月15日晚邀请国会议员赴白宫聚餐，并在用餐时宣布决定中美建交的消息。为了防止消息提前外泄，他让议员们留宿白宫，直到记者招待会顺利举行才放行。另一方面，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前7小时，卡特通过美驻华代表安克志联系蒋经国秘书宋楚瑜，传达相关决定，让蒋经国政府措手不及。这些操作充分展示了卡特对国内政治和外交复杂局势的精准把控。

然而，卡特在伊朗人质危机的应对上却暴露了政府的软弱。伊朗革命爆发和危机发生完全出乎卡特政府的预料，而之后的犹豫态度更让人质事件拖延了444天之久，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望。这次危机不仅让卡特在1980年选举中败于列根，也深刻影响了美国与中东的关系。

卸任后的“和平使者”角色

卸任后，卡特通过成立卡特中心，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和平、人权与公共卫生领域。他的贡献使人们逐渐转变对他的评价，认为他的成就远高于他在任时的表现。

1994年美朝核危机期间，战争一触即发，克林顿政府甚至考虑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卡特不顾风险，以私人身份前往朝鲜与金日成会谈，尽管克林顿政府内部分官员对此并不支持。他的努力促成了美朝共识，重新开启外交渠道，避免了可能爆发的朝鲜战争。这显示出“卸任总统”的身份反而成为卡特推动和平的独特优势。

卡特的国际调停行动常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他的决策充满务实精神。他不仅关注宏大的和平目标，也注重通过具体谈判解决问题，即使可能得罪党内精英。

卡特遗产与当代美国政治

卡特的政治遗产对当今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深远。在美国民众眼中，卡特政府常与“无效和弱势”挂钩。这不仅源于伊朗人质危机，也与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反应迟缓有关。即使在内政方面，卡特推动司法多元化改革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他领导的政府总体上给人以“信任危机”的印象。

这一印象深刻影响了民主党后来的政治策略。例如，希拉里作为参议员支持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卡特式“软弱”的标签。甚至在拜登的外交政策中也能看到这种遗产的影子。拜登在国际事务中常缺乏果断与冒险的勇气，畏手畏脚，担心消耗政治资本。这种谨慎或许正是对卡特时期遗留“弱势形象”的回应。

讽刺的是，卡特的政治遗产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助力了特朗普的崛起。作为一名政治素人，卡特1976年的成功为特朗普2016年以非传统候选人身份赢得总统大选提供了某种启示。更直接的是，特朗普对卡特政策的批评，例如指责卡特“送出巴拿马运河”是“历史性错误”，也帮助他在选战中塑造了强硬的形象。

中美关系：贡献与局限的辩证思考

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毋庸置疑。在中美建交后，他严格限制美台政治关系，确保其仅保持非官方性质，并在建交后四个月内撤走了驻台美军。他还明确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推动两岸和平。然而，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也遗留了诸多棘手问题。例如，五项“保证”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为后来的美台军售提供了法律依据，增添了两岸局势的不稳定性。这些模棱两可的政策框架既体现了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也为中美关系后来的波折埋下了伏笔。

卡特政治遗产的启示

四十多年过去，卡特留下的遗产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卡特任期内的弱势形象与其卸任后的和平使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展示了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复杂张力。在当今美国内外环境愈发复杂的背景下，卡特的生平故事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在道德追求与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无论功过如何，卡特的一生都为美国历史书写了独特的一页。

本文作者孙太一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