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韵僖｜义务工作权与责、情与理的观察与思考
大家有没有做过义工的经验？义务工作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概念，热心人士主动自愿地贡献个人时间和专业技能，为有需要的人士和社会提供无偿的服务，以协助建构一个以人为本、互助互爱的社会。作为义务工作发展局主席，笔者经常需进行大量义工招募工作，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在义工招募、义工服务对象、义工的义务及责任等各方面，均存不少挑战及迷思，就此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察和思考。
首先，义工进行的义务工作，是否一定要是他们的本行呢？根据笔者的观察，有些人愿意、有些却不愿意。举例说，找艺人或歌手做义工进行慈善表演或献唱，他们不一定愿意，原因是他们认为以其专长作出表演，是需要收取报酬，不能无偿地付出，否则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一名内地的著名男歌手便曾表示不会义唱，他的选择是把演唱的收益拨捐作慈善用途。
事实上，义工付出其专业技能贡献社会，例如发型师义助弱势人士理发、律师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等等，定能获得最大的义工效益，但部分人士忧虑义工服务会直接影响其收入。此等想法亦不难理解，对此笔者认为尊重和谅解，因此，在招募义工时，义工提供专业又或非专业的技能，我们均无任欢迎。
其次是，义工服务是否应只局限于向基层市民、弱势社群提供？如何界定他们是否有需要？是否必需进行资产审查？在本港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范下，要求受助人提供资产资料以作审查，实际上甚难做到，除非有法律规管。举例说，法律援助署向缺乏经济能力人士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法例规定下，受助人必需通过资产审查才能接受服务。然而，若专业人士例如律师、会计师、医生护士等提供专业义工服务时，要确定受助人是弱势社群有一定难度。因此，唯有在有限的资源上识别受助人的需要程度，提供义工服务。
另一个挑战是义工的义务和责任问题。不少专业界别、企业机构、又或是各院校或中小学等均会要求会员、员工或师生，参与不同性质的义务工作，那么便衍生出“硬性规定做义工是否真义工”的问题。义工的工作是出于自愿精神，强制性要求提供服务，可能会降低参与者的热情，亦可能会影响服务的质素，导致出现“为了做而做”、而并非“发自内心想做”的情况。
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要求律师每年要提供一定时数的无偿公益法律服务，个别州份规定不同，有的是申请律师执照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的是续牌条件之一，这做法确实可确保专业人士有更多机会发挥专业所长，服务大众，但同时亦引发了不同问题，包括受助个案不足、服务被滥用等等。
此外，专业人士提供专业相关义工服务时，亦需秉持专业态度，提供具专业质素的服务，一旦在义务工作期间，出现专业失德、失误、例如医疗事故等情况，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专业责任，因此，专业义工的保险是必须的。
事实上，义工也如受薪员工般，面对个人受伤、意外责任、财物损失等风险，而不少国家或地区，均订立了针对义务工作的法例。其中国家国务院早于2017年通过《志愿服务条例》，对国内的义工、服务组织、义工服务、促进措施、及其相关的法律责任等，均作出了规范。香港没有法例规范，义务工作发展局于2011年制定了《香港义工约章》，阐明义务工作的精髓和价值，确立良好服务准则，及简述配合义务工作的服务环境。
义务工作是个人无私的奉献，有著伟大的情操，然而，理想跟现实总是存在一定差距。随著时代变迁，不同的服务对象有不一样的服务需求，企业或机构亦有其本身使命及理念，而参与服务的义工也会有不同的期望或要求。在权与责、情与理中间，委实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如何善用义工这项社会资本，创建一个关怀互助、和谐共融的社会，把秉持爱与公义、人权与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之义务工作精神得以彰显，管理者需要心思慎密地理解各方需求、并作出协调，才能找到最佳方案，令义工服务得以长久而健康的发展。
作者彭韵僖律师是义务工作发展局主席、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成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