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香港很失败，岂能不改革！

真的很失败。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失败也不承认，而是自我洗白或回避，香港便迟早熄灯。直面失败，才会改革。香港条件比深圳差？ 香港人比深圳懒？香港青年比深圳笨？当然不是！香港的起步点远高于深圳，我们的发展步伐如果能跟到深圳的四分之一，今天的香港便已经会是全体港人的幸福家园。

与新加坡的组屋比较，我们的公屋还未够简陋？还要搞名字动听而内容残酷的简约公屋？我自小在公屋长大，毕业后家庭收入增加才脱贫般出公屋。我明白公屋，有发言权。

香港一直在自我涂脂抹粉：我们是国际大都会、超级联系人、八大中心、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

如此优势，但在最贴身的居住问题，香港人不敢“平视”新加坡人或国内人民。这是失败带来最恶劣的后果：不再以狮子山精神急起直追，而是不自觉地大幅降低自己的期望。搞不好公屋，便来一个简约公屋，为官的沾沾自喜，以为创意满满；居民也觉得自己幸福满满：“呀妈，简约公屋我哋就快有得上楼啦！”

施政上的阿Q精神，处处皆是。面对大学教育的明显失败，我们不积极面对，而是骄傲地举起金牌：“小小香港有五所全球一百强大学，是世界第一。”

其实本港大学还有很多世界第一。本港大学生大面积对国家冷漠、不认同、甚至抗拒。世界之大，没有一所大学的学生像香港学生这样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这项失败，本港大学全球排名第一。

本港大学生不分男女在公开场合粗言秽语、迎新活动粗鄙低俗，同样是全世界唯一。我在大学校园，从未听过一句普通话粗口，连基本的“他妈的！”也从未听过。在海外大学的公开场合，亦从未听过一句英语爆粗。本地大学生不分男女在公众场合的粗口烂舌，是全球唯一。

请不要洗白说：这是地道文化小事一桩。而是见微知著，是大学生价值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沦陷，反映大学生对自己和对公众缺乏起码的尊重。

学术研究方面，不脚踏实地改革教资会和研资局、不改革制度以鼓励应用科技研究、不改革制度以释放被困制度牢笼的八大院校优秀研究人才，而把圣方济各大学称为“应用科学大学”，这样改个动听的名字，就是改革？就能提升应用科研？夏宝龙主任口中的“识变、应变、求变”的第一关“识变”都未识。

再看公务员制度改革。炒了“双雄”问责局长，人人称善，“双雄”的常任秘书长在暗笑。“问责局长要问责，但我们是公务员。”非问责的公务员无需问责？这是荒天下之大谬。“问责制”是改坏名，误导市民以为公务员属“非问责”制，无需问责。特首李家超第一份施政报告便下令：“要以赏罚分明作手段，赏善罚恶”，但到了今天，公务员加薪是全体划一。18万公务员中，只需让绩效评级中获最低的5%的公务员不获加薪，便能马上提高效率。每100名公务员中表现最差的5人不获加薪是太苛刻？不合理？不可行？

我认识一位在中资银行工作的朋友，负责审批贷款，自觉责任重大，十年来每天朝8晚11，有时工作过了午夜，要老公在公司楼下接。这是私人企业员工的拼搏。黑暴时纵容连侬墙多月不清理、爱国爱港标语却急急清除的食环署前署长刘利群，黑暴后晋升为常任秘书长，两月前到了退休年龄，现在是退休前休假。反观被连侬墙误导的学生，不少锒铛入狱。这是公务员的赏善罚恶？公务员如何问责？公务员事务局长如何问责？

在失败中生活多年的港人和港官，已经“内化”了失败。 过著失败的生活， 推行失败的政策，感觉到的是一切正常，零失败感。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我们经常挂在口边。“一国两制”的初心，就是和平统一台湾。香港先行先试，如果成功缔造幸福家园，便是模范生，让台湾同胞看到后欣羡莫名，和平统一成为民心所向，“台独”连萌芽的机会也没有。但我们模范生当不成，变为反面教材。今天“台独”分子气焰嚣张，香港的失败够不够大？

认识失败，寻求改革，要从上而下。“从上”就是由特首推动。李家超是是推动改革的最劣人选、亦是最佳人选。最劣，因为他出身纪律部队，第一原则是服从纪律，听从指挥，坚定不移。历史上这类人物并非改革派。李家超亦是最佳人选，因他的人生事业，就是破大案、破奇案，包括张子强案、徐步高案。破大案，就是摒弃一切成见，搜集所有证据，抽丝剥茧，还原案情，然后找出元凶，将其收监。这就是改革。

习近平主席和夏宝龙主任多次指示：香港要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对李家超来说，这是军令如山，任务必达。他必须以破惊天大案的精神，破“公屋失败”的大案、大学教育失败的奇案、公务员制度失败的悬案、弱势社群医疗不足的冤案。

改革最辣手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回归以来，历任特首都受困于政治风波，他们的精神时间，都被政治撕裂和内耗消磨尽净。终于要中央出手，破旧立新，完善了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通过了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使香港由乱及治。政治改革得以成功，让政府施政如臂使指，其余一切改革包括房屋、教育、医疗、社福、文体旅改革等，不会有大阻力，唯一的阻力就是司局长和高级公务员的不作为。

香港当前的失败，并非现届政府之错。而是数十年的累积。但香港数十年来首次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都基本上压制了反中乱港的势力，为现届政府扫除了路障，为改革提供了一切的所需条件、并赋予一切所需的动能。现届政府，包括所有司局长和常秘，如不“识变、应变、求变”，难道又要等中央出手代劳，执子之手，教你改革？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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