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冯达旋｜“一带一路”项目是债务陷阱还是发展馅饼？
国际社会近来年不时出现言论攻击“一带一路”项目会为沿线国家带来债务陷阱，但从未有研究证实，多流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同时，有数据显示“一带一路”项目可使物流时间缩短约2.5%、全球贸易成本降低2.2%、全球实际收入增长2.9%，可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给沿线国家带来的并非债务陷阱，事实上是发展“馅饼”。
来稿作者：梁海明、冯达旋
债务陷阱（Debt Trap）是个经济术语，意指政府背负过高的外债负担，从而使经济处于不可持续的高负债和低增长的恶性循环状态。对于政府负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全球各经济学派有不同的解读。
最佳债务率有利经济增长
凯恩斯学派（The Economics of Keynes）认为，短期内政府债务增加能够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此刺激经济增长。但也有部分新古典经济学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指出，政府负债过高将对国内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会抑制债务国的经济增长。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Barro-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则认为，政府负债与否并不影响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显示，各国经济增长与政府主权债占GDP比重之间存在一个最佳债务率，若达到这个最佳债务率便能令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全球经济学界为政府负债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争论旷日持久。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时间尚短，暂未有足够资料研究沿线国家向中国贷款建设项目与其经济增长关系。然而，不少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学者、政府高官、智库和媒体，例如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1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宣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外交”，抛出了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Debt-trap Diplomacy），且他们在国际上持续渲染中国利用不透明的贷款条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在后者无力偿还债务时，获取其军事或战略资源。
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无疑对“一带一路”的声誉和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上述国家的政治人物、政治学者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也受到驳斥。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被点名遭遇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尚比亚、肯尼亚和安哥拉等国的领导人和官方人物，均在不同场合公开驳斥“债务陷阱外交”错误言论。
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是发展馅饼
全球学术界至今并无研究发现中国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从而攫取沿线国家资产或资源的案例。甚至部分美国学者、美国智库也居于研究数据，发表过不少驳斥“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报告。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黛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经过研究，表示中国的“债务陷阱”是一个神话，该学者列举了黑山、肯亚、尚比亚和其他地方的例子，表示有西方媒体大肆宣扬这些恐惧，却没有证据支持“债务陷阱”的说法。
又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显示，铁路联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增长2.8%。也有美国经济学家在其研究报告〈How much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duce trade costs?〉中指出，“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可使物流时间平均缩短 1.2%至2.5%，令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至2.2%。更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项目可使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至2.9%。这些数据均显示出，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正向经济效应，是发展馅饼而非债务陷阱。
中国外交部和不少中国学者也曾多次驳斥有关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22年7月曾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称，在49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的外债当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不含中国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总债务，达到债务总量的约75%。西方私人机构的贷款平均利率几乎是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200%，这些事实和资料都证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纯属虚假资讯。
中国重长远利益 借贷国向西方还债
笔者（梁海明、冯达旋）从事“一带一路”研究多年，也曾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除了得出“一带一路”项目是“馅饼”而非“陷阱”的结论外，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四个有趣的现象。
其一，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沿线国家政界人物最终选择加强与中国合作。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野党为了赢得选举，将有关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当作
政坛博弈工具，借中国贷款问题向政治对手发难，以此获取选票赢得大选。但这些在野党上台之后，犹如川剧“变脸”般迅速向中国贷款和吸引中国投资，类似情况曾先后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变更中出现过。例如，马哈蒂尔2019年赢得马来西亚首相宝座之后，不仅一改此前强烈批评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态度，还成为全球第一位确认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家首脑，并恢复了2017年中止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和中国城项目。马哈蒂尔还高度评价项目将成为全球枢纽, 进一步吸引全球金融、技术和创业公司。
其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注重长期经济收益。与不少西方国家政党频繁轮替，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原政府签署对外协议不予承认相比，中国政府对沿线国家政府的合作承诺无疑是长久的、统一的，且更能够获得沿线国家的信心。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较难盈利，因此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更注重双方的长期经济收益。
例如，据印尼官方预计，由中国在印尼投资兴建，造价达约80亿美元的雅万高铁路线，在未来40年可创造超过231亿美元的收益，不仅中国与印尼双方获得回报远高于投资成本，且中国政府还与印尼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因此，即使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仍逆势发展。在2021年，双边贸易额1244.3亿美元，同比增长58.6％，创造历史新高。自2019年起，中国已跃居印尼第二大外资来源国，除了投资基建项目外，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还涵盖了电力、矿产、汽车制造、新兴互联网产业以及金融领域等。
其三，债务国家向中国贷款修建基建，长远是为了向西方还债。目前“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约70%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它30%项目投资则集中在能源、健康产业、创新技术产业和旅游等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向中国贷款修建基建，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发展经济以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此前的债务。国际公认，增加基建能够提升经济、增加政府收入。例如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项规模逾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希望以此刺激美国的经济复苏、带动美国经济增长。中国也曾通过举债的方式兴建大量基础设施，不仅为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也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设施建设需求，被欧美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拒之门外，反而是中国愿意对沿线国家伸出援手，并提供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协助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政府税收增加，才令政府有更多的资金去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的外债和推动国内社会民生发展。
美联储加息冲击“一带一路”国家
其四，美联储持续大幅度加息和新冠疫情袭击，对沿线国家的债务管理和治理才是真正的挑战。美联储近期激进加息，令有较高美元债务存量的沿线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且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各国经济普遍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加重了其债务负担，部分国家甚至还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们在危机的同时还要偿还外债，压力巨大。
公开资料显示，许多存在债务风险的沿线国家的债权主体非常多元，包括欧美国家、日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并非出现债务风险国家的唯一债权人和主要债权人。因此，部分西方国家与其指责中国进行债务陷阱外交，不如将精力放在如何提升债务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能力，以及加强各国在国际债务治理上的磋商合作，为各国的债务解决提供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案，以及著力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恢复和提升发展能力，才是长久之计。
“进化论之父”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曾说，最终能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物种。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投资项目中，中国贷款利率或许不是全球最低的，中国制造技术或许不是全球最强的，但中国的投资项目，或许才是最适合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机构或香港01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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