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政治家和先知

基辛格曾经说，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多于政治家。

那时是1974年，基辛格在白宫工作已经第六年。不到几个月前，他以“Super-K”超人形象登上了《新闻周刊》封面，政治声望亦没有受到尼克逊影响，毫无悬念地过渡了到福特政府。《纽约时报》的读者自然难以认同，眼前这位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不是一名政治家。

但的确，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写的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历史哲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梅特涅和卡苏里在后拿破仑时代的外交政策。只不过他从历史——尤其是历史中的政治家——中汲取了经验，然后在美国总统的麾下实践出来。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以及开启与中国的关系是他的成就高峰，但仍不能总括全部贡献。

政治家愿谈判　先知追求理想

“政治家活在当下，面对的考验是压力下的韧力；先知活在永恒，没有时间的维度，面对的考验在于他的目光”。基辛格早在的博士研究之中，已经对比政治家和先知两种领袖。前者重视谈判，需要在条件和局限中妥协；后者却视之如缺憾，是对普世理念的玷污。

到了去年、九十九岁高龄出版的《领导力》，他仍在强调两者的分别。“第一种领袖透过掌控处境而非被处境所胜，来维系社会，他们会拥抱变化和进展”，“先知式领袖相信终极方案，不太相信渐进主义，认为是不必要地对时间和处境妥协”。

不管是在白宫八年，抑或对乌克兰问题的务实言论，基辛格认为政治家抑或先知更加重要，答案不言而喻。

不过在公共舆论，“妥协”总是不受欢迎的字词，就连“袋住先”也是不可接受。根据一种论述，“袋住先”意味不够好，并且可能永远得不到最好，所以不能够接受。曾经，民主党在政改方案上选择了谈判路线，因而被舆论狙击了多年。曾经，公民党“宁愿原地踏步”，就像基辛格所说的先知般，坚持政治原则不能妥协。温和声音在反修例风波中如何被激进派牵着鼻子走，更叫人不胜唏嘘。

失落了的noblesse oblige

谈判、妥协，基辛格说得容易。他作为尼克逊直接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只须向总统负责，不用面对国会议员以至选民压力。现代政治早已经不同于梅特涅和卡苏里的年代，甚至跟基辛格在白宫的时候亦很不同。福特输给卡特的七六年大选，电视辩论才开始成为惯例。现在莫说电视，社交媒体才是主要传播模式，美国总统的权威和影响力随时不及网上KOL。

活到今天、年届一百的基辛格当然亦都知道。他在《领导力》便指出，十九世纪是贵族政治的年代，二十世纪是贤能政治的年代，现在“电脑和互联网主导之下，睿智的领袖必须抗衡这个潮流”。他没有反对民主本身，但认为面对民粹政治的挑战，昔日贵族政治的位高任重（noblesse oblige）精神值得现今领袖秉持，致力贡献社会以配得起其政治地位。

曾经受英国殖民管治的香港，保留了立法会议员的“阁下”（Hon）尊称，但他们又是否自知任重道远？没有了民主党、公民党以至其他民主派的今天，立法会议员都由爱国者出任，但他们就配得起其政治地位吗？特首学着中央的说法，强调治港者要有“大局观”，“通过历史看现实”，但我们却看不到哪一位是从历史中学习、能够判断和掌握形势的政治家。

半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