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声道｜处理好大治与大兴的关系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按照哲学的观点，任何时代的大治与大兴，都是辩证的，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关系的。大治是大兴的前提条件，没有大治，便没有大兴；大兴是大治的必然结果，没有大兴，大治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来稿作者：周海平

自古以来，无论君王更替，还是社会动乱带来的大治，采取的手段，都是基本的套路，主观上都希望通过“大治”顺利达至“大兴”，感觉是顺理成章的逻辑。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唐朝后期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处理方式。

据史书记载，“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迅速运用了法律武器和国家机器，并在短时期内就平定了暴乱。听说他一方面颁布临时法令，轻税负，免徭役，恢复社会秩序，以其民心尽快安定下来；另一方面，调动军队以及所有镇压的力量，对藩篱势力进行了高压打击，历史上俗称“削藩”行动，似乎巩固了政权。

“大治”之后不必然“大兴”

按理，这一轮动作下来，国家应该稳定下来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大，令国家元气大伤，民心受到重创，大乱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以及随后的大治，令到整个国家是草木皆兵，人心惶惑，民生长期处于焦虑和不安状态。据说统治者花了数十年的功夫，对大乱之后的国家，做了一系列的大治纾困措施，最终也没能彻底恢复大乱之前的社会荣景，整个唐朝盛世，因为这场“安史之乱”，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可见，“大乱”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大治”的动作，绝对是一剂猛药，或许挽救了生命，或许把人治死了，都是有可能的。大治绝对不等于自然过渡到大兴。“大治”过后，必须有所作为，对“大兴”进行一系列的良政善治，或才是实事求是的明智之举。

远的不说，就说轰动世界的香港反修例政治风波引发的香港巨变。由于国家审时度势，下重手处理了香港的问题，通过法律和管治相结合的“大治”的动作，按照历史的经验，迅速稳定了香港局势，拆走历史的藩篱，重新为香港的下一步发展和持续繁荣，奠定了管治基础而已。无疑，这个大治是及时有效的。

然而，如果有人说，眼下“大治”的成功，就意味著“大兴”是自然而然，就未免理想化了。要知道，“大治”从来就不可能顺顺利利转为“大兴”，大兴也绝非坐而论道便可以得到。要完成习近平主席的嘱托，牢记未来管治的“四个必须”，落实习主席的“四个希望”，我相信特区政府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的。

可喜的是，这些日子，从特首到各司局长，从行政会议成员到立法会议员，以及社会各界贤达的讲话和议论，明显感受到“同为香港开新篇”的良好氛围。整个香港社会，从《香港01》的留言，还是老牌报纸《明报》的评论，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处处传递著香港市民期盼新一届特区政府大展拳脚的共同声音。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市民，我很想知道，香港的大兴是什么？这次习近平主席来港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希望”，应该很明确地对香港的大兴做了重要的指引。概括来说，香港“大兴”就是做到如何“四兴”。

多个大型项目只停留在蓝图

“一兴”是不断提升特区政府的治理水平。习主席之所以这样说，无疑对过往的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与中央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想这种差距，体现在特区政府的自我管治水平，以及在配合中央政策的力度上，都存在著不足，应该是有所指的。

就我看来，未来的特区政府的管治水平，一要打破条条框框，守正出奇，二要广纳贤才，打破行规，吸收各国优秀的管治能手，与国家发展同步，共同开创新局面。比如大屿山填海计划、新界北都会区规划项目、房屋问题解决和香港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大湾区新型创科产业的建立，还只是停留在蓝图和规划层面，并非整体推进的策略、计划、合作方式、时间表和行动步骤，以及问责考核机制，没有这些制度安排，规划和蓝图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这么多年来，特区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在世界各国公务员队伍中，还是有口皆碑的。特区政府应该再接再厉，扬长避短，与中央政府要求主动看齐，进一步提升管治水平，打破保守制度，在行政效率中有更多的创新。

香港三大动能非内地城市能取代

“二兴”是不断提高特区政府的发展动能。香港的发展动能是什么？我的理解是：

第一，普通法框架下的法律事务和仲裁业务还是香港的“金不换”，香港还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支持国家的经济，为“一国两制”提供示范，为港人创造民生和福祉，这是中国的需要，更是香港继续扮演好东方明珠角色，为世界认同的需要。

第二，香港长期以来的中西合璧的商业模式和创意文化，特别是世界的关注度，决定了香港就是香港，是任何大陆的城市不可替代的。

第三，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以及港交所的证券市场地位，注定了香港资本是世界性的，是做全球生意的，这也是大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

老实说，这三大动能，只有香港具备，其他的大陆任何城市都是不具备的，并非某些专家说的建设更多的高楼大厦，就可以建立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或航运中心。相信中央政府是很清楚的。

习主席的话，再一次肯定了香港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鼓励特区政府要大张旗鼓地发挥香港的动能优势，把自己蛋糕做大的同时，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造血功能。香港有动能，国家皆受益。再也不用去做什么香港与内陆城市的无谓的比较了。

社福开支增加却未满足市民需要

“三兴”是切实排解港人的民生和忧难。我相信，政制发展和民生福祉，永远是香港的两大议题。未来特区政府若能做好一件事情，把她做到位，做到有口皆碑，也是香港史上的一大贡献。习主席这次关心香港民生，相信很清楚香港的民生实际情况，相信香港的利益格局和现实的矛盾。正如韩正副总理说得“有些事情再难，总要有个开头”。其实，都在表达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言下之意，中央领导人已经说得很到位：特区政府需要转变管治导向，努力平衡好公共财富和资源，将发展和繁荣的成果，更多的惠济民生，这是港人对高品质生活的正常追求，更是特区政府努力践行国家在香港“一国两制”模式，提供强大的示范作用。特区政府应有这样管治战略高度。

客观地说，香港的民生福祉水平，在亚洲地区，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回归25年来，特区政府对改善民生福祉，还是花了不少心血，投了不少钱的。我听说仅是社会福利预算开支一项，就从当年的1997年的40多亿，增加到2021年的一千亿，25年翻了20倍。可见，特区政府在主观愿望上，还是想做好民生福祉的工作的。

遗憾地是，这些年的民生福祉，特别是最贴近市民生活的社会福利事业，不但没有得到好评，反而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原因是什么？我想，一是老龄化社会早已来临，香港社会的包袱自然越来越重，加之物价水平大幅攀升，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剧增，也是正常不过；二是政府财政盈余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赤字，再加上这些年受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支付压力剧增，政府理财不容易，毕竟，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为了平衡预算，在相关的项目上，政府采取挤牙膏的方式，也是情有可原。所以说，赚钱才是硬道理。

现在好了，民生福祉得到习主席的高度关注，被前所未有的提到政府管治的高度，特区政府只能迎难而上，用创新思维，发展新的盈利蓝海，进一步夯实财政盈余家底，然后，有板有眼做出几件可圈可点的，可以和西方民生福祉PK的福利事情，补交过往亏欠的“功课”，对市民有个交代，更是对习主席的嘱托，有个实实在在的排解港人忧难之事的圆满汇报。

新政府须巩固和保持香港的世界地位

“四兴”是努力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形象。这些天，看到特首李家超出来说，“23条一旦立法，就应该是有效的，不会修修补补，会参考普通法国家类似的法律，会审慎研究和部署，没有时间表，最重要是有效”。真是不错的表述。这样说事，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作为香港市民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实事求是，有自信的说事的。毕竟，香港从来不缺顶级法律人才。

有了新特首这样考虑问题的方式，有了倾听民生意见的虚怀若谷的态度，再加上新班子的工作作风，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相信新一届政府班子，在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形象上，一定可以得到市民的认可，以及中央政府的肯定的。当然，未来五年，要努力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形象，并非开几场记者招待会，或办几场公共关系沟通会，或搞几场大型展示会，就可以修复社会撕裂，令到香港再出发。在发展中解决未来新的问题，在提升竞争力中巩固和保持香港的世界地位，可能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形象的方式。如果为了维护而维护，为了稳定而稳定，那是愚忠的行为，并非效忠国家的行动。

相信新一届政府班子，有大智慧，同理心，忠诚度，努力开创中央政府提出的良政善治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局面。

作者周海平自2010年由大陆来港定居，退休前在电子企业任职投资者关系高级总监。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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