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声道|雄辩管用,事实更得民心——期盼新一届政府马到成功

撰文: 01多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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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家超为班长的香港特区政府新一届管治团队,主打“同心香港开新篇”的管治理念,提出“以结果为导向,KPI考核班子”的执政诉求,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期待。社会各界在祝福的同时,深感李家超先生是荣耀和压力并存的。

来稿作者:周海平

荣耀是:这次李家超当选香港特区政府新一届行政长官,可谓香港史上从未有过的威水的事情。一来李家超以唯一一名候选人参加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得到中央政府如此高度认可和信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二来李家超以武官身份做到香港权势第一人,也是香港前无古人的事情。怎么说,都是可喜可贺的。

压力是:眼下全球形势复杂,中美博弈没完没了,加之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香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不仅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巨大的魄力,有所作为大干一场才行。接下来的巨大管治压力,完全可以想见的。

2022年6月19日,候任特首李家超率领新一届政府司局长,及特首办主任叶文娟见记者。(张浩维摄)

办好几件实事 民心才能理顺

中国有句老话叫“事实胜于雄辩”。意思是说“雄辩”虽然管用,但“事实”可能更具民心。有的时候,与其做过多的辩解,不如沉下心来,一心做成一两件可圈可点的大事,或许更有说服力,更令人信服。

都知道,这几年香港也是多事之秋,出现多次前所未有的管治挑战和麻烦,中央政府果断出手,挺住压力,采取了一系列组合拳,对香港我称作为“雄辩”的大动作,比如人大释法落实全面管治权;比如《港区国安法》成功落地;比如改革立法会议员选举制度;比如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改革等,的确有板有眼,至上而下,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香港也由此从“大乱到了大治”,开始进入到关键的“大治到大兴”的阶段。

个人认为,这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从“大治到大兴”,并非喊喊口号就可以轻松实现,还是要真抓实干才行。有了“雄辩”的成功,不等于得到了“事实”的结果。今天的香港,也许就处在这样一个需要“事实”替代“雄辩”的关键时刻。

所以,新任特首李家超说,未来特区政府要以“结果为导向”,采取KPI考核方式,感觉是耳目一新,令人充满期待。我个人认为,现实的香港,“事实”或许比“雄辩”更为有效,更有可能修复社会撕裂,化解居民不安,提振社会信心,令到香港重新再出发,这或是最为靠谱的务实之举。

眼下,新班子即将走马上任,要做得事情很多,社会也多有期待。那么,香港当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成语叫“提纲挈领”,抓住了领头,办好几件实事,就抓住了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心理顺了,也许后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指23条立法工作受疫情影响,惟冀咨询时各界可客观理性看待政府的建议。(廖雁雄摄)

23条立法宜由下而上、人性化

一是通过一两件与民心关切的大事,由下而上加大修复社会撕裂的宣传力度。

过去几年,我们推广“一国两制”,宣传全面管治权,习惯于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有权威性,很正式,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但总感觉好像是上层社会的事情,绝大多数底层市民,包括哑铃型的中产阶层,可能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由此发生的一些误解以及抵触情绪,也就再正常不过的。

就说目前谈论最多的23条立法,未来可否改变一下推广方式,采取由下而上比如互联网社交平台,比如电视辩论会,比如定期的周日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甚至后生仔们喜欢的轻松方式,把《宪法》和《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国两制”,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关系问题,港人该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约束,以及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比如普世价值的公民教育是否延续;比如法治和自由的生活形态,其实,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说一说,辩一辩,辩出个子丑寅卯,没有什么不好。

相信这样做,可以说服更多的港人,理解国家的好意,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统一情绪,无论对国家,特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都是一石三鸟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据说草根出身的奥巴马当年凭借新生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便一举击败老牌的资深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草根总统,很多贵族出身的美国政客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奥巴马的推广秘诀,就是成功运用了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模式,以及年轻人喜欢的社交互动平台,而大幅减少报刊、电视的正统宣传,有效地推广自己的竞选纲领,最终把大多数年轻的选民一网打尽,成功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贫民出身的总统。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传播案例,值得我们在宣传新的政策的形式上充分借鉴的。

听说迄今为止,奥巴马下台几年了,还有很高的人气以及众多的年轻人的铁杆拥趸,这种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老实说,这两年我在香港,听得最多的是关于《港区国安法》的各种说法:有人说中央政府出手颁布法律,是正逢其时,恰到及时,挽救了香港;也有人说,《港版国安法》是一颗安宫牛黄丸,一剂猛药,一台紧急的手术,虽然治了标,救了人,却伤害不轻,后续治本才是重中之重。

治标也好,治本也罢,都是必要的。自古看病(包括西医)都遵循这样的法则:“先救命,再养病”,这是基本的逻辑。何况香港目前没有类似的法律,主权国家内部的事,紧急情况下这样做,虽有争议,但也无可厚非的。

客观讲,今天的《港区国安法》,治标之后,该如何治本,当然值得各界认真思考,以及法律可持续维护和稳定的问题。作为《基本法》最重要的23条立法,本来是标本兼治的特区政府应该做的事,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立法,当然是件遗憾的事。国家有担忧,特区政府有压力,很明显感受到的。

所以,我听说特区政府新班子走马上任后,有计划尽早为23条立法,我认为,是完全有必要的,是一件抓西瓜的大事。新班子是有大远光的,看得很准的。毕竟国家安全是国之大器,是国家维护稳定的头等大事,作为中国版图里的香港特区,如果长期真空也是不现实的。

只是在23条立法之前的咨询阶段,可否采取至下而上,人性化一点,甚至广度方面,覆盖面可以更大一些。即便立法,也按香港法律的方式,既有要点,更有细节,完全没有灰色地带,比如言论范畴、思维方式和行为该如何清晰的法律界定,以及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我约束范畴,把它说得清清楚楚,彻底消除“达摩克利剑”的执法方式,就是一个很大的法律的飞跃。

这些问题解决了,相信23条立法一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更不会有争议和反对声音。社会撕裂也就慢慢修复了。这可是一件重要又紧急的大事,对稳定香港大局,安抚人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据我所知,香港的法律制度在全球是很有名气的,更有不少顶尖的通晓中外法律的精英。这100多年来,香港人都靠严谨的法律业务吃饭,做得都是与法律和仲裁息息相关的商业生意。我完全相信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有能力,制定出一部高水平的香港人的自己的23条立法。

作者认为香港人一直以来形成的精明的审慎决策方式和工匠精神,都值得继续保持下去。(资料图片)

保留普世价值、审慎决策

二是用哲学的“扬弃”观点,改革香港的管治政策及执政风格。

我一直认为,香港百年来,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地不同政见人士的认可,资金愿意来香港扎堆,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世界航运中心,和自由港的贸易中心地位,以及香港社会的规划建设和经营能力,自然有她的管用的一套做法,搞了上百年,行之有效,也是应该认可的。

我个人认为,香港的诱惑力,在于一是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欧美人认可的普通法框架下的商业(包括仲裁)游戏规则;二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低税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三是香港人的中西合璧的价值观、学习能力、勤奋打拼和做事认真精细的工匠精神。比如70年代,香港得到“亚洲四小龙”的美称,我想,也是上述三条综合作用的结果。或许这都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扬弃”理论,意思是好的东西要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要抛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今天的香港,面对世界新的形势,也许到了需要运用“扬弃”的观点,继续与时俱进,扬长弃短的时候。

一句话,未来的香港变革,无论怎么搞,怎么玩,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应该守正出奇,而非全部推倒重来,还是要尊重发展规律,有的放矢,客观而实事求是才行。

至于哪些东西需要保留下来?我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中央政府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模式的强大示范效应,做成一两件可圈可点令世界信服的大事,而非简单的口号;

有利于香港继续成为各国投资人和生意人心目中的东方之珠,大家都能赚到钱,感受还是原来的香港;

有利于香港特区不断发展和繁荣,国家和特区政府成为大赢家,民生福祉进入世界一流水准。

符合三个有利于,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可以保留的。反之,则是应该抛弃的。说得再具体一点,今天的香港,哪些东西可以保留下来呢?我以为:

第一是香港人一直以来的普世价值的公民教育体系,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比如香港的应试教育和通识教育,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不夸张地说是香港的软实力之一。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软实力之一的公民教育体系,百年来,香港社会一直鼓励“讲真话,行公义,和怜悯”的做人品质,这是普世价值的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理应保留下来。即使今天的香港教育,增加了更多的爱国主义内容,是完全可以融入到通识教材里的。爱国是必要的,这跟灌输港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推行“一国两制”模式一点都不矛盾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大陆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与香港的资本主义教育体系的强烈碰撞,正好折射出中国政府在香港进行的“一国两制”模式的理论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国家有理论勇气通过香港探索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教育比较,这对世界就是一种贡献,作为先行者,早晚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或是真正文化自信的表现。为何教育一定要千篇一律,一个模式呢?

第二是香港人一直以来形成的精明的审慎决策方式和工匠精神,都值得继续保持下去。

回归这些年,我经常听到一些人,在各种场合,随意批评特区政府决策项目太慢,缺少规划,说远不如大陆做事的风格,以及集中精力办大事的魄力。这样说事的人,可能缺乏对香港情况的基本了解,多少有些偏颇的。

为何这样说?我以为:

一是香港人长期接受西式的单纯的科学教育,以及以人为本的法律安排,考虑问题总是审慎而科学,甚至未来的经济效益评估,都是香港人最看重的因素。

这使得很多看似容易解决的事情,变得大费周章,甚至悬而未决,以至于一个项目要搞很久,才得以落地,比如一块地,一栋楼,一个商业中心的整体规划,一个很得民心的福祉项目,到开工建设,本可以很快搞定的,却拖了很久,这的确是香港人的行事风格。也是见仁见智。

不可否认,香港的规划和建设水平,还是蛮高的。你从香港岛、九龙区的商业中心的科学规划和建设,公共事业项目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各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还是公屋的布局和建设,都能看到历届香港人的审慎决策和经济效益的通盘考量,以及建设者的工匠精神。这都是香港人的做事品质,也是香港人讲得最多的“要交到货”。

一直以来,香港人常说“慢工出细活”,在很多地方也都看得出来。当然,港人做事远不如内地政府的大手笔,能够风风火火,决策迅速,雷厉风行,什么都讲“快”,这是香港人短时间内学不来的。可能需要慢慢转变观念,接受快的方式才行。眼下,香港与大陆两种做事风格,并行不悖,不断磨合,取长补短,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二是香港寸金寸土,远不如大陆地大物博,国人心目中对做事的价值取向。香港人做任何事情,不仅顾及政治因素,更要顾及经济效益,这从香港多年来,国际专业组织对香港政府规划的项目的环保利用率给予的高分值评估,足以印证特区政府决策项目的基本考量,比如这些年的“一地两检”的高铁项目,比如港珠澳大桥,明日大屿填海计划,甚至未来即将展开的新界北都会区的建设项目,我相信都会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量的。

这是历届特区政府基于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一种科学审慎的习惯,是精打细算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值得继续保留下去的。其实,尊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香港是中国的,最终还是国家的荣誉。

赚钱就是硬道理 贫富差距要收窄

有些人说特区政府做事总是小家子气,不够气派,不够大手笔,不够单刀直入,比如体育场馆建设,基本都是提供标准的比赛面积,比如草坪和休息室,却不会提供更多的观看席位,以及外观建筑,最多的可能是香港中学的操场,篮球场、网球场,塑胶跑道,虽然不少,却少有观众的席位安排,从国际赛事衡量,当然是有缺陷的,但港人的精明和务实,决定了凡事都是满足基本需求的价值取向。

还有公屋规划和建设,虽然人均住房不足100呎,但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舒适通风,连盲人的通道都给你铺设好,电梯也是高质量的进口货。这都源于香港土地稀缺的实际情况,历届政府的精明而不事铺张的做事之风。这种实事求是精明的发展城市的理念,当然值得保留下去的。

当然,香港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要命因素。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赚钱才是硬道理,没有钱再好的想法都是百搭。只有把蛋糕做大,确保财政盈余家底殷实充足,大家都有著数,同时,政府懂得平衡公共财富和公共资源,贫富差距或有机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可能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毕竟,回归25年,国家对香港多有期待,期待香港在“一国两制”模式下,能做出几件令世界刮目相看,令国家有头有脸的大好事,加快发展速度,政制与民生并举,若能做些转型,把蛋糕进一步做大,对国家有更大的帮助,对香港更大的繁荣,对民生福祉有更大的提振,这都是上下乐见的。

我们说,作为国家范畴的特区政府,效忠国家是必须的,但却没有必要愚忠式的服务。效忠国家应该持续发扬下去,愚忠国家却是应该抛弃的。所以,新一届政府提出服务于国家大局,“以结果为导向”,是很有针对性的,是明智的务实之举。内容可以保持,形式可以多样化,甚至可以省略压缩,加快速度,只要结果是好的,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值得大刀阔斧地去干。这或就是“扬弃”的精髓。

三是把效忠国家的行为转化为做大香港的自觉行动,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令到香港再出发。

看到特区政府新班子组成人选,从特首李家超先生开始,到班子的其他成员,还有我们的90位立法会议员,以及1500人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司法机构的精英,以及三万多纪律部队,都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分子,相信未来五年的香港,是充满著爱国爱港的良好氛围的。

但光有爱国的激情和氛围还是远远不够的。听说去年的香港GDP,只有中国GDP的2.5%左右,如果以钱论英雄,香港是排不到全国前三名了,更不是80年代香港占据著中国20%GDP最风光的时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巨大的变化,源于一来中国发展迅速,短短40年,始终保持6%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香港自然变小;二来香港这几十年,也许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总是守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缺少新的增长点,稳扎稳打,GDP总量输给财政包袱轻的深圳也是情理之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了差不多三年,大湾区并未看到彻底动起来。(资料图片)

发展创科要培养香港大环境

相信国家看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好东西,但怎么使用好“一国两制”的政策,还是很要智慧和水平的。2019年2月,国家就发布了以香港、澳门和深圳为龙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希望通过大湾区经济建设,拉近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与香港、澳门的行政紧密度,同时改变香港澳门的经济结构,提振香港和澳门抗拒风险的能力,并做些政策上的突破和有益尝试,无疑这一战略决策是英明的。

但好的规划不等于好的行动效果。时间过去了差不多三年,大湾区并未看到彻底动起来。未来五年,新一届特区政府该如何与深圳共同扛起大湾区建设的龙头大棋,应该是个很大的挑战,做好了,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做不好,则严重拖累国家的整体发展大局,一点都不为过。

过往香港最引以为骄傲的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如今随著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加之香港社会这几年的变迁和折腾,香港往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相信香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困难不少,优势还在。据说香港人均GDP是很高的,人均生产力水平也名列亚洲前茅,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是其他城市暂时无法超越的软性资产。发展任何产业,离不开投入,一是真金白银,二是人力资本。香港玩了上百年,若能继续抓住这两样,相信传统的三大中心的优势就一定还在的。

只是特区政府卯足劲要打造的创科中心,特区政府可能要有新思维才行。毕竟,创科不等同于资本,也非制造业,她是智力资本和风险投入相结合的产物,为何像马斯克这样的天才人物,在南非读书,却跑到美国打拼,不断失败,不断有人给钱,最后终于挖到第一桶金,才有机会做成大事(特斯拉电动车和星链技术)。

毫不夸张地说,大环境如何,决定了创科产业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我个人认为:创科产业的大环境离不开三样东西:一是周边有众多的科技大企业愿意为创科人才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资金,以及商业应用实践的机会;二是香港能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创科年轻人进入这个产业;三是香港的综合配套为创科产业人才发财和一夜暴富提供最好的想象力和机会,也许这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聚焦了这三样东西,然后就是努力培育香港的大环境的问题。特区政府可能需要好好琢磨透彻才行的。

过去老话讲“筑巢引凤”。只有筑好金巢穴,才能吸引金凤凰。创科人才不同于一般大学毕业生,都是高质素的孔雀型人才,老实说,对巢穴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说白了,未来的香港,筑什么“巢”,打造什么样的大环境?引什么“凤”,靠什么吸引到马斯克一样的创科人才?倒是一个很需要特区政府动大脑筋的事情。丝毫不亚于建设新界北都会区以及明日大屿填海的国计民生项目。

好兴奋,日前看到《香港01》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莅临香港出席回归25周年庆典,以及参加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的宣誓就职仪式,还将发表对香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讲话,感觉不仅是对新班子的加持和激励,更是对未来香港“一国两制”模式行稳致远的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完全相信新政府以及各界社会精英,有智慧,有行动,有魄力,大幅超越1997年之前的管治水平,为国家发展大格局,为750万港人的民生福祉,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周海平自2010年由大陆来港定居,退休前在电子企业任职公共关系高级总监。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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