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纾困方公义　财政稳健可税改

日前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议员关注下个财政年度会否继续派发电子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说消费券“如果作为防疫抗疫里面其中一个选项，其实从各方面来看都未必是那么容易的”。他星期日（1月16日）在网志文章引述了一些反对继续派发的理据，包括“涉及金额庞大，应该将公共资源更具针对性地运用”与“认为疫情下大家减少外出消费，令消费券作用有限”。

除此之外，陈茂波在网志里还表示“不同人对解决问题的进路却可以非常不同，很多时候未必能达到一致共识”，所以当局“只能多作解说”和“寻求大多数市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任何纾困措施一旦‘力求精准’聚焦某群目标受众，便容易因‘差异待遇’而引起反弹。相反，如果措施做到‘普遍受惠’，却也有机会被视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足”，并且呼吁各方要谅解“在大家都比较接受的范围内争取较理想效果”。

须正视消费券纾困作用

其实从前年开始讨论消费券计划以来，港府官员便一直忌讳将它直接给称作“纾困”措施，反而总是集中强调它对促进本地消费、提振经济气氛或鼓励电子支付的作用。就算是陈茂波在咨询会议上的发言与最新一篇网志，他依然刻意地将电子消费券跟其他一次性纾困措施区分开来。反观立法会议员和广大市民多数倾向将其视作一种“纾困”措施，纵使它的“普遍受惠”性质未必有效针对弱势群体，但却没多少人会否认它始终有助基层渡过难关。

从治理者角度来看，推动消费、刺激经济与直接协助“纾困”的措施，最终目标应该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然消费券已被证明兼备前述功效，那么在探讨“纾困”措施要“力求精准”抑或“普遍受惠”之前，特区政府必须先正视消费券同样是“纾困”措施的事实，并且不可以再透过所谓“解说”掩盖此点。

至于若想让消费券计划实行起来在“力求精准”及“普遍受惠”之间取得平衡，政府讨论方向也应该是如何调整派发的对象及金额，研究怎样能让更有需要的对象获得更多的恩惠，而非为了避免遭人抨击便因噎废食、削足适履地将整个计划给全盘否定。举例来说，当局可以考虑让收入较少的基层市民获得更大银码的消费券额度，或者针对基层民生用品消费项目提供更高的优惠或补助。

累进加税应该提上议程

另一方面，尽管陈茂波还试图用政府开支庞大、有效运用公帑、保留财政实力等理由来反对再次派发消费券，但他已承认今个财政年度赤字状况未如原先预期严重，可见港府现时按理仍能承受继续推行消费券带来的财政压力。退一步说，即使财政赤字最后真的是严重到无法支持新一轮消费券或是其他“纾困”措施，政府还有透过向富人加税增加库房收入来实施再分配的选项。

港府如果真的忧虑消费券等“纾困”措施会造成财政压力或无法公平分配，那么它大可以增加富人税收来弥补这些问题。乐施会日前发表了《杀人的不平等（Inequality Kills）》报告，便指出两年疫情严重加剧了全球贫富悬殊情况，世界99%的穷人收入进一步下降且陷入了生命危机，故此该会建议各国政府应该立刻针对财富资产开征永久的累进税，然后投资于各种消除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公共措施，这些说法对坚尼系数长年居高不下的香港尤其适用。

翻看陈茂波去年的网志，有十多篇文章正是在推介消费券计划，8月的一篇〈施政为民〉更把消费券说成“让最多市民受惠、最多商户受益，且资源可全数在本地经济中流转的举措”，又声言推行计划要“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困”、“朝著让市民感受到、分享到和受惠到的方向推进”。如果他对消费券计划的上述判断并无任何改变，那他就应该继续设法维持及改进此一善举才对，别要寻找借口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