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普遍待遇不佳　外佣不应成现代奴隶

近日香港发现多宗外佣怀疑被虐待事件。先是菲律宾女佣Eden举报被掌掴、虐打，后有印尼女佣Ina控诉被男雇主用钓鱼工具袭击受伤，周二（29日）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召开记者会，再有三名外佣控诉被雇主施虐，其中印佣Putri与Selly更指控被男雇主性侵犯，甚至被女雇主要求强制堕胎等。

比起这些已经揭发的虐待事件，更加结构性问题的是相关资料至今缺乏。在过去几年，当被问及外佣被虐个案的举报资料时，劳工处、警方及入境处皆回应称没有备存相关统计数字。

揭发个案或仅冰山一角

为数不多可以获取的官方资料，是在立法会质询中，警方提供的在2012至16年间，已经提出检控的外佣被雇主或其家人暴力对待的案件数字。这五年共166宗相关检控个案，然而这仅仅是已检控数字，只代表冰山一角。

外劳事工中心（MFMW）调查研究指出，2020年外佣受虐个案较2019年升44%，当中98%面对长时间工作，不少人日做11小时。不仅工时长，外佣普遍的受雇条件也相当苛刻。在外劳事工中心2017年的一份调查中显示，10%的外佣没有获雇主按照标准合约所订明的条件提供床铺，43%受访者没有自己的房间，更有不少人住在壁橱、厕所、屋顶等地。可见外佣面对的不仅是暴力虐待的问题。

外佣受虐 罗致光倡贷款解决

近年所谓的外佣保护工作集中在设立有更多外佣母语传译服务的24小时电话专线、增加外佣专题网站的语言选择、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以及鼓励外佣举报个案和协助检控工作。显然，这些工作难以起到主动介入的作用，更难以改变受虐案件难被揭发的根本问题。外佣绝大多数都必须与雇主同住，如何揭发虐待问题就成关键。例如政府可设立工作组，主动联络外佣进行定期访问，也能更主动地防范虐待问题。

同时，外佣自身配合隐瞒多是因为害怕失去工作，难以承担经济压力。而“两星期规定”，即外佣必须在合约完结后两星期内重新获聘，否则必须离境为外佣选择哑忍推波助澜。然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既不去思考如何主动介入，让外佣受虐更容易别察觉解救，也不去思考如何提高外用的议价能力，而是“天才”地提出由外佣来源国的银行，透过其在港的分行，为本国的外佣提供低息贷款，以减轻外佣的经济负担，让她们不“会因害怕失去工作而强忍不公平对待”，更表示由于主动权在来源国，虽至今仍未有明显的进展也爱莫能助。

反思平等、尊重的雇佣关系

罗致光既然知道经济压力是外佣强忍不公的原因，为何不选择提升外佣议价能力，从根本解决问题？实际上提升外佣的议价能力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韩国和台湾现在是以外籍技术性劳工而非外佣身分输入印度尼西亚女性劳工，聘他们为厨师、管家、保姆等，待遇保障更佳。下药不对症，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面对疫情下的民困，政府不设立失业援助金，只设立事业贷款的作法，令人质疑政府究竟是无心还是无力。

某程度上，低于最低时薪水平，被排除在各种劳工权益保障外的外佣可谓香港为发展自身经济而对他人的剥削。正如2014年香港爆出轰动国际的印佣受虐丑闻时，美国《时代》杂志讽刺“印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香港应该直面对外佣群体权益剥夺是香港文明的污点，更应反思社会中外佣的敌意和不尊重。在不少有关外佣的讨论中，甚至是外佣被虐打的新闻下，不少香港人都抱持着这些外来者“手脚不干净”又或“不能忍受就回乡下去”的高傲言论。这些言论既偏见狭隘，又未能真正理解平等的雇佣关系和尊重受雇者。因此，政府需意识到，统计、政策上不再忽视外佣群体，拿出切实地关注和具体的权益保护政策， 不仅是在保护外佣群体，也是在带领社会反思，保护香港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