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下探讨外佣权益：鼓励留家＝变相剥削？
外佣权益一直被视为少众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氛围下，劳工保障此时此刻难免备受忽略。最近，外佣周末的社交群聚习俗因卫生顾虑受到社会非议，正好反映政府政策未及全面，忽视外佣面对的根本性限制—外佣的“家”正是雇主的住所，要外佣避免离家抗疫，全天候困于工作环境，杜绝剥削的机会，谈何容易？
撰文：石中坚
外佣周末与同乡在香港四处团聚非为新鲜事，在公园、行人天桥、私人场地，以及公共空间席地而坐的“工人姐姐”处处可见，团聚人数多不胜数。据政府统计处资料，香港外佣人数有近38万，为香港总人口的5%。过去二十年间，外佣占本港整体工作人口起码 10%，为社会重要的人力供应。
最近争议事源于4月时外佣在假日占据北角街道一带，民主派区议员仇栩欣就事件通知警方，处理手法备受争议。事后诸多民主派区议员均表达不满，指仇栩欣处理手法不当，认为应向外佣施以援手，解释多变的法律及相关的卫生风险，而非诉诸警方处理。事件在网上亦非议不断，其中，有外佣雇主表达对外佣携带病毒归家的担忧。
“卫生顾虑”下藏结构性矛盾
其实早于1月和3月，劳工处已鼓励外佣在工余时间留在家中，随即引来外佣团体关注，忧虑此举变相鼓励雇主取消外佣休假和延长工时。劳工处最后仅劝喻雇主与外佣相互体谅地商讨休息日安排，并提供适当安排或津贴予外佣作检疫。
事实上，外佣在工余时间的举措惹来争议并非新鲜事，新民党议员容海恩早在2018年中已就外佣占用街道空间在立法会提出质询。《香港01》也曾报道此般事端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存在，当年商户曾与外佣就占用公共空间有广泛争论，矛头直指外佣“阻街”、卫生恶劣，最终港府推出外佣中心计划，纾援空间紧绌的情况。
由此可见，外佣权益为香港结构性问题。要了解外佣权益，真正达到“共融”，需探讨更实质的聚焦点，皆因它们远超单纯的卫生顾虑，而是同时涉及外佣工余时间享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及在家受保障的权益，两者环环相扣。
要善用社群空间及拥抱国际大都会的身份，政府有必要推出“共融政策”之蓝图，如切实考虑藉开放行人专区或租借校园等方式释放更多公共空间，以及积极举办多元文化认知活动，宣扬外佣文化的独特性，而非限制外佣的活动，令其自成一角。
狭隘民粹思想助长“污名化”
外佣假日与同乡好友团聚，找个喘气空间吃个午饭、能够自由打扮、说家乡话，应乃人之常情。要外佣全天候安于家中或聚居于室内场所，未免过于苛刻。社会大众对外佣秉持的态度、容纳程度一直颇低。走进遮打道或维多利亚公园一带，不难发现外佣活动面向多姿多彩—有贩卖货品、习颂，以及各色各样的团聚活动。
然而，在缺乏公共空间配套之下，食环署等执法机构大多时会把占用空间的外佣视为非正当小贩或噪音污染，执法模式及管治思维终究只聚焦于整洁、疏理街道。在其他空间或场所，外佣亦不时受到差别对待，例如某些“中产”会所便在守则中列明禁止外佣进入会所范围。由此可见，社会大众对外佣不乏负面观感。
要促使社会改变对外佣的态度，首先要为外佣团体去污名化，认同她们属香港社群的一份子。外佣除了是本地雇主之雇员，同时亦是香港社会一份子，理应给予均等享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外佣在抗疫期间一直为本地社会出谋献计，包括从海外收罗口罩和洗手液，不单只让雇主家庭得益，更显示她们勇于融入、贡献本地社群。与其归纳所有外佣为“非卫生”、“吵闹”、“霸占街道”，我们更应抛弃此等有排他性的狭隘思想，提出实质的政策倡议。
再退一步说，港人常常说要“自救”，要重建这个被疫情及政治阴影所笼罩的都市。作为国际大都会，我们有道德义务去尊重及捍卫外佣的基本权利，并为其正名，以免社会堕入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套路里。
第一，我们应知过去三年只有40多宗外佣在公共空间造成滋扰的投诉，因此针对外佣的苛刻标签与事实不符；第二，香港需要处理外佣缺乏公共空间的问题，政府曾于1994年推出外佣中心计划，把七间学校于周末借出的校舍辟作外佣活动中心，遗憾的是，现时只剩下一间仍在运作，仅能容纳1,800名外佣，外佣也难以租用其他场地。
在善用公共空间方面， 我们需承认外佣比受官僚思想掣肘的政府遥遥领先。美国麻州理工学院2009和2011年两份就城市研究的报告指出，香港的外佣有灵活改造公共空间的能力，比新加玻及马来西亚的外佣更善空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外佣团体持之以恒地在同一公共空间（如铜锣湾、中环一带）相处，进行下棋、膳食、上网等多姿多彩的活动， 在这份喜悦之中，无形地确立了她们拥有的“社群范围” （homebase） ，继而巩固她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外佣虽然受《雇佣条例》保障，但法律框架以外，普遍仍需全天候服侍雇主一家，因此大多劳碌过度，工时过长，缺乏私人空间。非牟利人权组织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2016 年的资料显示，多达六成外佣表示遭剥削，当中包括被迫接受过长工时、被雇主没收电话、缺乏睡眠，最严重的更被虐打；另外，近四成外佣表示没有独立房间作息。因此，外佣仅余的自由时间便是在周末出外吸一口新鲜空气。更甚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2017年的研究发现，有近三成半的外佣假日仍需工作，变相连正当的喘息空间也被收窄。
国际社会早就对在港外佣的待遇表达忧虑。早于201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对同居规定表达忧虑，促请香港政府取消有关规定。201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亦对同居规定表示遗憾。由此观之，要杜绝剥削，除了针对苛刻雇主严格执法，社会更需共同承担，去除对外佣根深柢固的负面形象，视她们为有尊严的工作者。
三管齐下建“喘气”空间
第一，我们有必要增加社会大众及外佣对自身权益的认知。外佣通常透过中介机构来港，并联络雇主签约。然而，外佣需要求助时，中介机构因自身利益源自收取服务费，未必给予足够人力资源和时间处理雇主与佣工之间的纠纷。大多数外佣亦因语言障碍与信任问题而避免向劳工处等官方机构提出申诉或使用调停服务，故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向领事馆寻求协助。
的确，政府曾于2016年做了不少宣传教育，例如推出外佣专门事宜的网站，而于疫情期间也设立流动广播，向外佣宣传抗疫政策。然而，政府早期的抗疫宣传连翻译也欠奉，反映政策未俱前瞻性，未有主动与外佣社群交流。
与其秉持由上而下的执法心态、依赖中介机构、非牟利机构或社福团体作沟通媒介，政府部门有必要增加与外佣团体座谈的机会。去年10月，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附篇》提出要在劳工处成立专责外佣科，现正处于筹备阶段—此举反映政府明白支援外佣之迫切性，尤其香港有意长久开拓外佣来港工作的市场，希望此政策能减免官僚之习气，着重于外佣、雇主、社群团体等多方面的实质沟通。
第二，在本地法律框架之下，外佣权益备受争议。外佣必须工作和居住于雇主的住址的强制留宿要求正面临司法覆核， 今年3月于上诉庭审理时，代表外佣的一方指政府越权，认为法例并没有明文规定让入境处主任行使权利去强制性监督外佣睡眠、作息活动范围，同时亦指出同居政策侵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基本权益，例如承受着强迫劳动、休息权利被剥夺的风险。政府一方视外佣的特别职责为在同居环境之下全天候照料一家，而引入同居外佣本身的原意为针对性弥补缺乏本地劳力对此特别需求的供应，而目前有关机制和法律已充分保障同居的外佣。
由此法律争议可见，外佣强制留宿要求本身就牵涉本地政策的审视，因此改善的主动权在政府、立法会一方。随着外佣人数上升，政府更需衡量私隐、休息空间、经济及人道因素，并咨询外佣团体，充分考虑能否增加政策弹性， 例如重新考虑“同居规定”以外的选项—皆因此选项或许有助减低外佣与雇主全天候相处所产生的的磨擦，给予外佣有尊严的喘气空间，同时减低外佣对雇主膳食、住宿的依赖—一切都有助外佣与雇主达致有建设性的协商。
第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外佣与雇主权力不对等的状况。自由党曾于2014/15年度在立法会提出意见书，指雇主有机会面临立心不良的中介公司与外佣“博炒”、滥用转换雇主申请，因此反指雇主才是真“弱势”社群。去年，自由党外佣问题关注组更质疑外佣工时过长源于“凑狗”、“玩手机”等琐碎职务也被计算其中。
事实上，就上述不良中介与外佣的问题，政府多番表明已作巡查、检控，而外佣若希望于两年合约期内提出转换雇主的申请，除特殊情况外，通常不会获当局批准。若获发新的工作签证，也需根据入境处严格要求先返回原居地；其次，我们需承认在38万名外佣之中，只有少量害群之马。真实的情况是，这些外佣大多有着共同的经历：面对语言障碍、思乡情绪及来自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新抵埗的外佣更不敢得罪雇主，面对种种无理的工作要求，往往需吞下郁结，只能够在周末与同乡一聚时诉苦。因此，思绪受压加上缺乏法律认知的情况下，少数外佣易受唆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抱持同理心去理解他们普遍处于被动或无助的境况，而非怂恿标签化的思想。
要康复香港，我们先要光复自我思想。香港贵为国际大都会，需认真审视扶助弱势的议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外佣过去四十多年一直苦苦贡献，支撑着中产及各大小家庭的安康生活，但权益的问题仍切实存在。此等室外室内的问题已非一朝一夕的争议和崭新观点，如今在疫情影响下，外佣享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渐被削减，更甚的是被迫挤于家中。疫情过后，政府与大众更需要关注和反思外佣的权益问题，并重新检视他们的待遇。
石中坚
一群对香港未来抱有希望的90后，相信香港必须自身从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环球政治中及中国崛起下维持独一无二的地位，让“一国两制”能够重回正轨
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将香港安全情报解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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