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去激进化”的不二法门

周三（11日）是中大爆发激烈冲突一周年，此事与理大冲突一样特别令人揪心，因为理应让莘莘学子安心学习的大学校园居然沦为战场般，部份人则形容其为“兵工厂”。街头抗争或因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港区国安法》戛然而止，但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不稳的潜流并不是那么容易消散的，倘若没有适切的改革，管治危机便难以化解。

问题是，各界在一年过后对香港应该何去何从，似乎仍没达成共识。从许多网络帖文可见，自由和威权之争，或者说意识形态冲突仍是市民最关心的事情，部份人甚至天真地将香港的出路寄托在美国大选之上。香港社会有很强的自由主义传统，市民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却很不全面——在他们眼中，香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利益分配严重不均仿佛都不重要，看不到经济发展瓶颈正是青年自身困局，特别是上流机会减少的重要根源。

政府只知止暴制乱

相比市民不全面的眼界，香港政府的糊涂更加致命、更加令人不满。今届政府成立以来在经济民生上毫无建树，唯一“功绩”就是酿成香港史上最严重的政治骚乱。当然，如果政府懂得痛定思痛，开展迟滞多年的改革，那么骚乱也许可以成为香港由乱入治的契机。但如今看来，管治团队还是不明白何谓由乱入治—— 《港区国安法》于6月底生效后，政府上上下下松一口气，以为一切恢复原状，例如林郑月娥、张建宗便认为法例可让香港繁荣稳定、行稳致远。但通过立法“止暴制乱”并不能真正“止暴制乱”，因为它根本无法让示威者心悦诚服，无助凝聚全社会对香港的向心力。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在于通过改革，化解社会积累已久的怨气，令所有市民都愿意在香港安身立命。

必须注意，改革不是对现行机制进行小修小补，而是必须全方位，包括经济民生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谓经济民生改革，是指由政府运用“行政主导”优势，有序解决市民上楼难、生活成本高、工时长、工资低、就业出路狭窄等问题，这是纾缓年轻人怨气、消除激进民粹主义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政府将来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重启政改，推动政治上的平等参与，也不是天方夜谭。

香港经历了高度政治化的一年，是时候平静下来，思考前路了。香港有很好的条件，包括先进的发展经验、良好的制度，也有许多热爱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和专业人士，这些都是我们重新振作的资本。选择通过改革，从而突破发展瓶颈，抑或继续坐视社会矛盾延续，让将来的年轻人再次上街掟汽油弹，完全视乎管治团队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