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两性平等既是社会地位也是经济问题

数天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沃伦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意味11月的美国大选只余下男士竞逐，美国再一次未能诞生史上首名女性总统。
男女平等时至今日可谓普世价值，但男女尚未平等却又是铁一般的事实。今年度国际妇女节以“Each for Equal”为主题，鼓励每人出一分力，推动男女平等。

谈到性别平等，我们有时候会拿一些标志事件、象征人物来说。就如四年前希拉里代表民主党出选，意义及目标是摘下美国第一名女总统的称呼，可惜最终讽刺地败给一名不甚尊重女性的对手。又例如2016年蔡英文成为台湾首位女性总统，2017年林郑月娥成为香港首名女性特首。

标志人物或多或少能改变社会的观感，但改变多少社会现实却不无疑问。奥巴马2008年当选，不代表美国黑人被歧视的问题一夜间便能解决，警员针对黑人的情况更在奥巴马任内恶化，2013年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会运动。所以即使女性当选美国总统或者登上其他要职，也不一定能改善千万女性的待遇。

推动性别平等的政治领袖：

女性月入低一截

香港特区之首是一名女性，政府问责团队也有女性司长、女性局长，但根据统计处的2018年数字，社会上女性的月入中位数为15,500元，较男性的20,000元中位数低了一大截。难道女性的工作能力必然较男性差吗？显然不是。有人可能说，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要在工作上取舍。若然如此，不正是社会亏待了女性吗？事实上，根据政府估算，至少五万名年龄介乎30至59岁的家庭主妇，如遇有条件合适的工作，如弹性工时、工作地点接近居所和合理薪金等，会愿意投身工作。

由此可见，两性平等除了关乎抽象的社会地位或身分政治，更是相当现实的经济问题。若然女性在经济能力上未能平等，不只影响生活质素，甚至影响她们的前路选择，有多少机会实践人生志愿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选出了一位女性政治领袖，或者以“chairperson”取代“chairman”，距离两性平等的道路仍然遥远。

推动性别平等非政要专利：

身份政治以外的经济不公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前在著作《身分认同》（Identity）便指出，今时今日的政治愈来愈不转向关注身份政治，左翼政党谈性小众、少数族裔等的身份认同，多于经济不公。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今个月出英文版的最新代表作《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亦指出，二战后的左翼与右翼政党是阶级之分，前者立足于草根，关注贫穷问题，但左翼政党在90年代起逐渐脱离草根，现时的左翼与右翼变成分别代表高学历和高收入选民。当然不是指身份认同、社会地位平等不重要，而是政治和经济学者均在提醒我们，不少人对社会问题的讨论逐渐倾斜，忽略了经济面向。

今年国际妇女节提及的六项重点，除了包括教育、运动等层面外，还有“职场更友善，助女性发挥”及“支持女性赚取所得”，或许同样说明了女性平等也是很现实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而在这等经济、劳福问题上，香港政府显然需要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