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如何能张晓明所不能？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接替张晓明成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外界解读成为这是北京调整治港机构又一举措，可是深入分析这位人选决定似乎仍不脱离中央近年一贯对港政策主旨，因为夏宝龙能做到而张晓明做不到的，正是尝试加强香港与从地方到中央不同层级的接轨。

去年11月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港澳部分提到要“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以及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言下之意即为香港需要意识到“一国两制”实践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义，不应该借“两制”、“高度自治”或“港人治港”之名回避自己在国家整体发展策略里的角色。

近年其他牵涉到两个特区的国家重要决策，同样也都符合此一方向。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分别与香港、澳门政府签署关于支持两地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抑或是去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它们的内容都能够看出今天国家规划蓝图下的港澳特区是要利用政策自主性与既有优势，全方位与其他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各种跨省市以至跨国家的发展计划，期间必定需要跟内地进行更密切的协作和互动。这次对于港澳办高层的人事调动以及结构调整，自然也应该放在同一背景下进行审视。

老练政要取代技术官僚

先看现年68岁的夏宝龙，他是官场老手，宦途始于1976年出任天津河西区团委副书记，1983年升任团委书记，同年离开共青团在同区担任区委街道部长与街党委书记，到1985年进入区政府担当副区长，及后十余年慢慢攀升至区委书记位置。1997年，夏宝龙终于离开区政府升任副市长，次年再迁市委常委；2003年起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当时习近平的副手。2012年，他先后当选浙江省长与省委书记，及至前年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晋身领导人行列。逾40年由下至上的过程，让他踪迹遍及内地政府各级组织。

相比之下，年轻十岁的张晓明履历表就显得黯然失色。他于1986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随即进入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秘书、政策研究司司长、综合司司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期间曾经参与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2012年他又成为香港中联办主任、进入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到2017年回去接棒港澳办。由此可见，张晓明的任职经验始终未有脱离港澳工作体系，甚至可以说他根本没处理过多少基本法与“一国两制”以外的事务。

事实上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港澳办原有领导班子成员多数都具和张晓明类似的出身，几位副主任均从港澳及外交工作系统内产生，像宋哲历仕驻英国使馆、西欧司、驻欧盟使团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邓中华曾出任外交部港澳办、港澳台司与边海司以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职务，至于黄柳权更加是未曾离开过港澳办半步。今次选择在各级组织打滚过的夏宝龙，代替只熟悉香港问题的技术官僚张晓明，正好表示中央要求负责港澳工作官员加强与内地不同层级的合作，而不能再单纯着眼于两个特区的事情。

副国领导坐镇港澳系统

除了夏宝龙本人的经历以外，他作为副国级领导人的身份亦昭示了港澳办角色将与张晓明时期迥然不同。尽管副国级领导人兼任港澳办主任并非第一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都曾以此等级兼任该职，惟是次人事任免同时还让中央驻港澳代表、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以及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兼任港澳办副主任，如此便埋下了让港澳办与两地中联办进一步整合的伏线，可以预期这两个本来行政级别平等的机关会朝着领导一体化方向前进。

副国级领导人身份为夏宝龙带来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他能藉其权威增强统筹协调各方力度，达致让两个特区更好地跟中央及地方联络互动的效果。以与港澳地区毗邻的广东省为例，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省委书记李希同属副国级领导人，过去正部长级的张晓明、骆惠宁等人与其沟通联络、调配资源时十分容易出现落差。现在既然港澳办主任同样是副国级领导人，相关工作所遇到的阻碍就会大大减低，相信可以减少日后筹划各种香港与内地省市合作政策期间遇到的难题。

最后，原主任张晓明转调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但仍留居正部长级，身在港澳中联办前线的骆、傅二人又同样以正部长级成为港澳办副主任，结合副国级领导人亲自坐镇指挥，整体安排意味着港澳办组织升格扩充，而夏宝龙本身又能在港澳办内压着无领导人身份的张、骆、傅三人，难怪有人认为中央这次改动是将原属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港澳办擢升成为实体领导机构，准备加强对港澳工作的掌握程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夏宝龙能为张晓明所不能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