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的失业率与创新高的贫穷人口

政府上周五（13日）公布贫穷人口达140.6万，今周二（12月17日）公布失业率9月至11月失业率升至3.2%，当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更是八年最高水平。两组数字，并非没有关系。

影响经济的因素许多，包括中美贸易磨擦，但社会冲突至少也是因素之一。入境旅客的数字连续多月下跌，自然影响与旅游相关的零售、饮食业。若然市民因为政治气氛而减少出外消费，即便以本地客为主的商户亦会受影响。

政府周二公布，9月至11月的失业率升至3.2%，较去年同期升0.4个百分点。按行业分析失业率，运输、地产、教育行业等无甚变化，可见部分行业未受经济下行或社会冲突影响。失业率最高的为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达7.0%，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亦升幅显着。考虑到旅客人数下跌及社会气氛，零售、餐饮等行业首当其冲，可合理推断后者乃受前者影响。

单一的产业结构

然而今日之果，社会冲突只为表层原因，底下还有其结构之因。香港向来为外向型经济体系，受外围环境影响，过往亦曾因为环球经济不景而录得访港人数下跌。是次触发之因虽异，与社会持续动荡有关，但归根究柢，香港经济还是过于倚赖个别产业。

上世纪去工业化后，香港以四大产业为主，即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至今就业人数仍达180万。但这四大产业不无挑战，除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外，科技发展亦令此等行业须适应甚至转型。曾荫权年代提出“六大优势产业”，主张推动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产业，但至今表现强差人意。

政府在推动产业多元化及转型升级方面力度不足，一旦访港旅客因为社会冲突、中港关系紧张等种种原因而减少，与之相关的广大从业员即受影响，而且一时间难以其他行业足够容纳之。产业结构僵化，再加上政府放任财团垄断经济资源，劳工在经济不景气中便只能首当其冲。

首当其冲的劳工

以餐饮业为例，主要成本包括租金、食材、水电及工资，政府的纾困措施从宽减水费及电费着手，假设食材价格不变，能旨望减少开支的便只有租金及工资。虽然太古、恒基地产等大财团愿意按商户情况，酌情处理，但以近三年9月及10月数据可见，零售商户租金未见跌幅。根据资本逻辑，若非一定数量的商户结业，致地产商须寻找租户，否则难有压力减租。而要承受亏损风险的商户为求节流，自然从控制工资成本入手，例如冻薪及裁员。

劳工首当其冲的现象，在资本市场比比皆是。2011年英国政府数据显示，经济衰退中低技术劳工的失业情况最严重；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低学历劳工不但首当其冲，经济复苏后最迟受惠的，同样是这群人口。

贫穷问题与首次分配

产业结构及资本逻辑影响的，不只是劳工在经济下行中的损失，还与香港的贫穷问题关系密切。以零售、住宿及餐饮业为例，就业人口达57万人，占整体一成半，但此等行业的盈利不少转化成租金，即进入地产商的口袋。以实质工资指数来说，在统计处选定的八个主要行业之中，零售排第五，住宿及餐饮排第七，均大幅低于地产租赁、金融及保险等行业。

增加基层劳工的收入，政府一方面可透过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等政策，令工资制订更趋合理，另一方面亦要从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包括增加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并透过教育及就业支援助劳工获得相关能力，转型并迎上市场需求。

香港人或许太习以为常，以为劳工从事低技术工作及赚取微薄薪金乃自然之事。然而，现实不一定要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加多的市民技投身文化及创意，钻研创新科技，从事环保产业，而又能够获得不俗的薪金？当多达140万香港人月入不足中位数一般，处于贫穷线之下，我们的政府何时方愿大刀阔斧改革，缔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