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危机弹性处理　见证理性的力量

警方包围理工大学以求拘捕校园内数百计示威者的事件，引来各界关注与焦虑，所幸警方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没有强行清场，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群策群力，在警方与留守者之间周旋，终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下，成功劝服大多数留守者和平离开。社会抗争恶化成像理大事件如此境地，必非广大市民所乐见，幸得“和理非”精神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场“救人”行动实实在在说明，和平与理性是使社会摆脱暴力恶性循环的关键。

上周激进示威者以堵路、破坏交通等方式企图强迫全港市民“三罢”。一些示威者后来聚集在理大校园内，利用地势对附近的红隧抛掷砖块等杂物，最终彻底瘫痪了这条连接香港岛与九龙的交通大动脉。上周五，另一边占领中大的示威者散去，一部分主张据守的激进示威者移师理大，令校园内人数增加。到了周末，当其他大学及周边道路的紧张状态陆续解除之时，警方对理大构筑起包围圈，与示威者爆发激烈冲突，理大外面的道路与行人天桥燃烧弹与催泪弹横飞，校园内火光熊熊，即使市民早已对警方与暴力示威者的对抗习以为常，理大这场持续了几乎一天一夜的“攻防战”之暴戾程度，想必也使人们触目惊心。

警方包围理大之后，表明理大一带的暴力行为已达暴乱程度，任何留守并协助示威者的人都可能干犯暴动罪。警方要求校内所有人马上离开校园，但同时也坚持所有离开的人都会被拘捕，结果令留守者不敢离开，并三番四次冲击警方防线，试图突围。另一方面，也有人于网上呼吁示威者支援和救援留守者，从周日晚开始，便有示威者到理大附近试图救援，更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对于这次如此劳师动众，警方消息称是希望把最激进“勇武派”一网成擒。“勇武派”的暴力抗争手段不仅违法，也远远超过社会道德底线。但是，社会上下也都清楚，被围困的大多是大学生、中学生。对于年轻人，社会总给予更多的同情，更何困他们也非尽皆“勇武”，而是有不少人在共同的抗争诉求之下，抱着同情或协助的心态，到来用不同方式支援“前线”抗争者，他们也许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网中鱼。如何在法理情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围捕演变成流血冲突，把香港拖入不测之渊 ,既考验警方的智慧，也需要有能力应对危机的人扛起责任。

断续有社会贤达赶到理大外面试图斡旋，包括多所中学的校长与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周一（11月18日）晚上，局面迎来明确的转机，港大法律学者张达明、建制派元老曾钰成、前财政司政治助理罗永聪等人出乎意料到了理大，争取说服留守者离开。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光谱，却共同发扬了“和理非”的精神，展现了香港当下亟需要的节操。在警方坚持拘捕的前提下，他们的“救人”任务并不容易实现。幸好警方也展现了弹性，同意让未成年者离开时不被即时拘捕，而是只需接受警方登记拍照，保留追究权利。从深夜开始，陆续有留守者接受安排，离开理大，使得校园内外的紧张气氛逐步纾缓。

执法是警方的责任，如果被捕者干犯严重罪行，当然应该给予相应的制裁，但如前文所言，留守理大的人包括大量支援者，甚至是一心前往守护示威者的守法者。对这些人的司法处理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彻夜留在理大的张达明在劝说留守者离开时，便根据自己专业知识指出，按他的理解，警方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该人犯下暴动，否则单凭留守理大内不易提告和入罪。法律问题最终应当由法院去裁定，但张达明的讲法亦从侧面反映了理大留守者，乃至整场风波庞大的被捕者在司法程序上要如何处理，将会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警方周二透露，连日的围捕行动中有逾千人被拘捕或被登记身份，包括数百计未成年人。我们认为，无论是警方还是检控人员，在接下来的司法程序中必须宽严有度，应该区别辨识不同人所涉问题的严重性，对情节比较轻的人作小惩大戒，特首甚至可以在事后积极考虑用特赦等权力，给予他们尽早改过自新、重新出发的机会。说到底，这一场社会冲突由政治问题直接引燃，需要借助政治能量打造复和的基础。

我们一直反对示威者以“强制三罢”等激进甚至暴力方式骑劫香港社会正常运作，这不单解决不了问题，更只是“抽刀向弱者”，令低下阶层的普罗大众承受最大的后果。与此同时，一味依靠警力用“强”，无法根除造成这场社会动荡的深层次问题。不要忘了，即使警方宣称已将核心“勇武派”包围于理大之内，仍有数千计示威者在附近不同地点集结，用激进手法试图营救留守者。我们要再重申，政府必须审时度势，在危机解除后果断推出了各种措施，推动社会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