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施压伊朗　特朗普的“经济恐怖主义”？

周三（9月25日），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在联合国大会上警告，海湾地区正处于“崩溃边缘”，并指摘美国“冷血的经济恐怖主义”强加于8,300万国民。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无视盟友的反对执意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华盛顿未几便剑指伊朗的石油出口，重启制裁，望以经济压力迫使德黑兰屈服。
相较2003年讹称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而挥军入侵，现时美方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勉强尚算“文明”，但其制裁若没有正当理由和国际共识，亦只是恃着经济力量的优势，把子弹换成银弹的霸权之举。

“恐怖主义”不该是非国家组织的“专利”

对于特朗普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鲁哈尼形容为“经济恐怖主义”，惟此语的释义各国各有不同。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2005年的圆桌会议曾定义“经济恐怖主义”一词，认为这是由跨国或非国家组织发动：

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战争相反，“经济恐怖主义”是由跨国或非国家组织，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动机而施行。这可能需要采取各种协调、复杂或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用以破坏一个（或多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可是，上述定义掺进偏见，对国家有利。如学者Walter Laqueur所指，恐怖主义的讨论应置于道德层面，无论国家或是非国家组织，两者皆有从事恐怖活动的先例，故不应预设地把国家排除在外。一如不少史学家认为，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恐怖主义是指“由国家组织或支持，对国内异见者的暴力统治”。换句话说，与其斟酌“谁发动经济恐怖主义”，倒不如将焦点集中于“这是否经济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正当理由和国际共识“缺一不可”

自美国重启制裁后，伊朗这个油元国的经济随即一落千丈。去年，华盛顿再度出手打击德黑兰的能源、航运和金融业后，外资将近枯竭，且严重重创该国赖以维生的石油业，石油产量由去年初的380万桶，大跌至本年3月的230万桶，跌幅接近四成；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伊朗的GDP去年已收缩3.9%，而本年的预测更达6%。与此同时，制裁同使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s）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单是去年的通账率已达31%（本年预测为37%）。因此，单从经济的伤害程度来看，美国的制裁确实已“破坏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惟另一关键是——特朗普有正当理由吗？

伊朗早年私下发展核武，的确违背了国际共识，但背后动机应置于当代美伊关系的变奏来理解。去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解释对伊政策转向的目标和手段。他认为“该政权就一直推动革命思想⋯⋯而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的特种部队（Quds Force），负责出口革命思想到国外⋯⋯结果，在过去40年间，该政权（在中东）种下了大量破坏和动乱的种子”。不过，这论调只是把时间轴停在1979年开始的时空，以偏概全地用受害者的身分争取民意。但对伊朗举国而言，1953年才是当代美伊关系的序言。

当年英美两国为了伊朗的石油，联手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时任民选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继而激发后续的伊斯兰革命，以及国内普遍的反美情绪。须知，伊朗在革命后发展核武，一如国际关系101的基本逻辑——保护政权稳定，防范外敌。在军力悬殊的掣肘，核武自然是具恫吓力，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手段。问题是，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又称《伊朗核协定》）由2015年签订到白宫退出，德黑兰一直遵守协定，逐步削减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数目，停止建造新提炼设施。然而，特朗普却以“在中东支持武装组织及发展弹道导弹”为名，重启制裁，并无视其盟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等国相同的举动，难言是以单一准则行事。

这不是要否定经济制裁对维持和平的效用，而是要点出国家层面的制裁行动，必须有正当理由和国际共识。现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上的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索马里等，确实有具体证据显示诸国违反国际法，对其制裁有正当理由。或许有论者会质疑，安理会的组成同是大国政治缩影，成员国各怀鬼胎，难言洗脱经济制裁“武器化”的现实。不过，若将安理会理喻成民主社会，纵然各国仍以现实政治的逻辑行事，但由于利益依归有所不同，各国终须经过协商和妥协，寻找各方满意的平衡点。这种互相制衡的力量难言至臻，但总比霸权主义的银弹攻略来得客观和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