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沟通式政治”可以解决香港管治问题？　妄想！

民政事务局长刘江华本周二（24日）透过传媒宣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邀请青年人参与咨询委员会，对社会事务表达意见，供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参考。
然而，百万计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当中还有大批青年，足见现时咨询制度失效。政府继续仰赖咨询委员会吸纳民意，摆平社会矛盾，实无视政治形势变迁，缘木求鱼。

“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源于特首林郑月娥的竞选政纲，鼓励青年自荐加入政府咨询委员会，加强青年议政论政空间。计划表面创新，本质依旧不变，只是政府拨出一定委员会席位给青年人。

经历反修例一役，自荐计划以至咨询制度的名声更告破产。若然咨询委员会起作用，青年委员定能转达民怨到政策局，而不是待百万市民上街后，政府才恍然大悟。

以往行得通　不能永久复制

邀请民间提供意见，甚至肩负管治社会责任的做法，可以追溯至港英管治初期的会社组织（例如东华三院、各类街坊会），以及委任社会贤达成为立法局、行政局议员（例如伍廷芳、周寿臣）。

研究香港工业化、都市化下社会变迁的学者金耀基，提出“行政吸纳政治”学说，解释港英政府如何应对、消解管治危机，使香港有长时期的稳定。香港没有代议民主，政府依靠统治者与华人为主的非英国人精英，在行政体系共同分担决策角色，整合政治社会。

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意识到沟通渠道不能只局限于政府和精英，而是要遍及精英和大众。对应政府部门的咨询委员会愈来愈多，望能凝聚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使政府的决定尽量跟公众利益一致。

除了统合精英外，港英政府也把政治层面的争拗化为政策和行政程序，并由政务官为首的行政系统承担。再者，在那个时代，殖民统治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即使有人质疑，亦未得到社会广泛和应。

常言道，不能一本通书看到老，“行政吸纳政治”亦难以长存。金耀基在 1997 年出版《中国政治与文化》，回顾“行政吸纳政治”学说，指出“香港今天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已不能纯可从‘精英整合’的途径加以适应”，议会逐步开放，加入民选代表，削弱咨询式政治的重要性，是主因之一。

修例风波　咨询制度破产

现在香港有超过 490 个法定及咨询组织，不少政策实施前也展开公众咨询，但这不代表咨询政治完善无暇。社会学者吕大乐近年总结咨询政治的问题，简洁有力，亦可套用在《逃犯条例》修订争议。

除了上段提及的代议制冒起外，还有咨询政治不能处理所有政治问题，也不能处理涉及价值冲突的社会事件。即使做足咨询程序，也不必然能摆平矛盾。而且，根据过往经验，咨询式政治始终有选择性的，未能调和所有意见。事实上，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日渐成熟，不再经常遵从政府的游戏规则（例如保育争议），在委员会内寻求妥协就倍添困难。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讨论修例时，连公众咨询过程也未做足，只有廿天网上咨询，遑论紧贴线上线下舆情，只懂强推方案。市民反对修例，除了反对政策本身，更担忧政府会否借机收紧言论、人身自由，打击司法制度，令外资失去在港营商意欲，等等。尤有甚者，青年人的身影处处，反映他们对修例后的香港绝望，才会上街抗争。

政府停止修例工作后，刘江华出来呼吁青年人报名自荐计划，甚为可笑。一来，他列举的委员会，例如电影、郊野公园、公共图书馆等，也并非与修例以及背后不满政府施政直接相关。

就连跟青年议政最相关的青年发展委员会，迄今讨论内容也围绕资助计划，交流计划，以及青年生涯规划工作的跨局协作等。对于较宏观长远，涉及政治取向、道德价值的社会愿景，似乎没有触及。

二来，即使政府期望在具体政策重建与青年的关系，但政府准备聆听他们的诉求吗？近日司局长脱离群众，避开传媒，暂停行政会议，只懂发网志，证明他们诚意有限。

反修例风波，刺穿了由行政会议到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架构均告失效。这不是说要删除此等架构，反而要摆脱花瓶和酬庸角色，在用人为才的基础上，吸纳不同界别，政见不同的人士，如实反映民情。另外，政府勿再奢望在行政制度解决政治取向、道德、价值问题。更根本的是，官员必须放下身段，走入群众，重新带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