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议单程证制度　折射港府扭曲人口政策真相

最近单程证问题又成为社会热话，事缘有民主派议员在上周四（3月21日）延续前一日立法会会议，提出“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议案，认为香港各种公共服务“爆煲”，是持单程证来港的新移民过多所致，因此要求政府取回单程证政策审批及主导权、削减单程证配额一半至每日75个、引入财政能力审批条款、研究推出“返回机制”、打击跨境假结婚，以及入境欺诈行为等。

反移民思潮与民生资源相关　解决矛盾须制订人口政策
 
《香港01》向来主张政府应收回单程证审批权，增加透明度，以释除市民对单程证制度的误解。但是，如果从政者简单将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新移民，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例如根据毛孟静的修正案，指自回归截至2018年，已有超过103万人持单程证来港，占现时香港人口逾一成，企图渲染人口愈来愈多，最终令整个香港“爆煲”沉船的局面。但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香港在2017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7%，低于全球1.2%和北美0.8%的水平，与东亚地区0.7%相若，而根据政府统计处截至2018年年中的最新数字，本地人口增长率亦不过是0.8%。
 
这个水平的人口增长率，我们无论如何都很难说是“太高”。不过，我们也认同香港市民对于公共服务“爆煲”的真切感受，例如多次被议员在讨论当中提及的医疗问题，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是香港本来就是移民社会，港英时期的边境管制措施不见得比现在更严格，内地移民的规模更非现时可比。例如自1950年代起港英政府便基于人道和劳工需求，酌情处理来自大陆的非法移民；自1962年起更向那些成功抵达市区、有亲友接济，而且具工作能力的大陆人签发身份证。在麦理浩治下的70年代，亦曾与广东省政府达成“抵垒政策”的偷渡者移民安排，导致在1976至1980五年间，约有50万内地居民来港定居。
 
因此，究竟怎样的移民数字或人口增长率才算“高”或“低”，不见得有纯然客观的准则。有本地研究就留意到，过去数十年促使本地移民政策转变的，多与当时的民生资源充裕程度相关，若社会住屋与其他生活物资短缺，政府自然就会面临更大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压力。
 
我们从这种历史维度观察，则现时香港不论是房屋、医疗、交通，还是社福都相对紧绌的情况下，社会充斥“反移民”的民粹思潮，并非难以想像。然而，民粹思维的存在不等同合理，特别是将本地积重已久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新移民，对于新移民来说实难言公道，更非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应有态度。

如果我们认为任何人口的增加都会加重民生资源的压力，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叫停所有的移民政策，不论是内地还是非内地的海外移民呢？此外，即使社会对於单程证的限额或有不同意见，但对于政府来说，既然有限额的存在，那么未来人口的增加趋势就并非不能预见。
 
政府统计处每隔几年都会出版一份《香港人口推算》，将本地的生育、死亡以及人口迁移纳入推算假设当中。在人口迁移部分，就已经考虑了“单程证持有人首次来港时的流入”，但政府有否根据这些可清晰预见的人口趋势，为整个社会制订出一套相应的人口政策，以同时提升公共服务及社会资源的水平呢？相信市民都心中有数。

港府不是没有人口政策　而是只有一份扭曲的人口政策
 
有许多立法会议员在会议中指摘政府没有制订人口政策，其实也不尽然。例如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在2015年担任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主席时，就发表了一份《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的文件，详述政府就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而政府亦架设了“人口政策”网站，向公众交代人口政策的最新消息。
 
不过，政府究竟是如何去理解香港的人口政策呢？我们从“人口政策”网站提供的议题图表，就可以看到，政府认为香港人口政策要面对的核心难题是“人口急速老化”，将使香港陷入劳动力不足和经济放缓局面，对政府来说，就会面临三大挑战，分别是：一、医疗和长者福利服务开支上升；二、日后或会出现结构性财赤；三、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影响。

港府认为，香港的“人口政策”就是为了应付上述挑战而设。换言之，港府在本质上认为“公共开支”与“人口政策”是对立的关系，人口政策的制订是为了减轻公共开支的负担，而不是为了根据香港的人口趋势，让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与人口增长趋势相适应，这无疑是非常荒谬且扭曲的人口政策观点。
 
早前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收紧长者综援争议，就被认为是源自《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文件当中，所提及的“劳工及福利局亦会检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会否减低年长人士继续工作的意欲。”
 
说到底，正如联合国在2015年一份对香港人口政策的分析文件中指出，香港政府为了维持所谓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背后牺牲的是制订更具家庭友好或促进本地生育率的政策，将本应自行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外判”予移民或香港以外地区。而香港政府所关注的所谓“人口政策”，则将更多重点放在为市场提供劳动力，包括在文件中提及的“释放本地劳动潜力”、“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质素”、“吸引外来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等等。
 
政府在这样的“人口政策”思维底下，无怪乎社会大众都感到忿恨不平，以至将怒火错误地发泄在新移民身上。不论单程证如何设计，背后更重要的问题实在于政府应该正确地理解人口政策，正视香港市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摆脱“大市场、小政府”窠臼，才能从根本移除“中港矛盾”的民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