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前瞻】拆解自力更生神话　折射政府肥库房、穷市民思维

最近“自力更生”成为政坛关键词，政府希望市民“自力更生”，少靠政府，提高劳动参与率，所以削减60至64岁长者的社福保障。周一（2月18日）有社福界立法会议员指斥“自力更生”是美丽修辞，政府先建构“综援养懒人”论述，把失业综援人士标签为私德有亏，借此削减综援金额；再新增自力更生计划，由专人指导如何改善自己，以迎合劳动市场的要求。
事实上，在本地脉络中谈及“自力更生”一词，多少总带有些狮子山精神的神话色彩。不过，回顾《狮子山下》广为传唱的70年代，当时正是麦理浩担任港督本地社会及福利政策大幅扩张的十年；而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历经曾荫权、梁锦松和唐英年三任财政司司长的首十年，在面对经济挑战时，却选择紧缩政府财政、削减公共开支以自保，同时告诉市民应该“自力更生”，以便政府全面建构“大市场、小政府”。今天香港面对社会民生的严重矛盾，论其根本实在不得不追溯到回归后政府错误的财政政策，令香港走上歧途，至今市民深受其苦。

政府忧虑市民“福利依赖”　并无现实根据
 
政府经常向市民灌输“福利依赖”观念，用以正当化削减福利的政策。但事实上政府统计处在去年11月发表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就指出在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该年非综援在职贫穷住户数目及贫穷人口仍高达138,800户及459,100人，约为整体贫穷率（14.7%）的一半。而综援金额自2007年即使基于社援指数不断调高，但整体综援个案及人数却不断下降，反映“福利依赖”的说法其实并无现实根据。
 
相反，香港社会真正面对的问题，在于明明有大批收入在贫穷线以下，又符合综援资格，但没有申请综援的贫穷人口。他们未能得到基本的社福保障，独自艰难奋斗。早前64岁临时演员刘何志露宿街头，猝死于尖沙咀么地道，就正是被掩盖在主流“自力更生”论述底下的黑暗与残酷一面。
 
他们不寻求政府援助，可能受资讯所限，也可能受制于综援附带的社会烙印，而产生的驱赶效应。有研究指出，对这批非综援在职贫穷人士来说，虽然他们同意综援是公民基本权利，社会亦有责任对有需要人士提供财政支援，但“谁是有需要”的资格问题，令他们对综援有所保留。

反福利主义思潮须追溯至回归后经济危机
 
事实上，香港这种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反福利主义思潮，当然不会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根据学者考证，诱发这股浪潮的主要因素，是亚洲金融风暴引致的经济泡沫爆破，当时股市大挫、在职贫穷浮现，不少公司宣布破产，导致回归后第二个财政年度（1998/99）即录得首个财政赤字。
 
面对这项政治经济危机，当时香港政府延续后麦理浩时代的做法，确立了“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其背后反映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正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衰属自然规律，在衰退时期市民不应怨天尤人，反而应该抱着自力更生的态度来面对逆境；同时认为社会福利的存在会打撃工作意欲、难以提升劳工生产力，甚至可能拖垮公共财政。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项价值在今天已被许多港人视为理所当然，但这从来不是治理香港的唯一模式。在港督麦理浩（任期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治下的70年代，当时虽然面临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是其民生福利政策却反其道而行，包括与广东省政府达成“抵垒政策”的偷渡者移民安排，导致在1976至1980五年间，约有50万内地居民来港定居；同时开展各项公共及社会政策计划，包括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社会福利五年计划、医疗服务扩展以及筹建集体运输等等。
 
今天我们经常用以诠释“自力更生”的《狮子山下》一曲，其传唱的历史背景正是麦理浩治下社会及福利政策扩张的70年代；而回归之后的香港政府却是在面对财赤，朝民生政策开刀时鼓励市民“自力更生”，尤显讽刺。

以财赤为借口　确立“大市场、小政府”架构
 
在曾荫权、梁锦松和唐英年先后担任财政司司长的回归后前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香港经济面临亚洲金融风暴和沙士等挑战，而政府又选择在这关键十年让香港走上“大市场、小政府”的不归路，包括在1999年推出公务员退休方案，以及在2000/0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宣布“自愿退休计划”，政府鼓励五十九个有“冗员”的职级提早退休。更带头剥削劳工，在1999年2月公布的检讨公屋房屋管理文件，透过外判、私营化、合约制等方法削减长期职位。
 
耐人寻味的是，最近政府为增加长者劳动人口参与率，又开始延后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甚至透过削减社会福利驱赶长者投入劳动市场。政府只懂得跟随表面财政让政策左摇右摆，根本缺乏对本地劳动市场作长远规划的承担，只关心政府财政的“自力更生”，而放任劳工在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下“自食其力”。

在2003/04年度财政预算案当中，更反映政府往往只是以“财赤”作为借口，其根本目的却是卸走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责任，为库房保驾护航。该年度政府诚然录得较预期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政府一方面声称香港经济趋势向好，包括2002年经济实质增长2.3%，较2001年0.6%显著回升；又估计2003至2007年经济趋势实质增长每年为3%，通缩亦慢慢改善。然而，这时“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已经被擡高到“特区政府在管治哲学上的纲领”的地位。
 
该年度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包括减少公务员编制10%，推出第二轮自愿退休计划及暂停招聘公务员；公务员在未来两年分两阶段减薪6%；以及将社会保障援助金下调11%。在2004/05年度唐英年首份财政预算案当中，香港经济情况进一步改善，指出“沙士过后，本港经济出现V型反弹”，经济增长亦较预期好，例如2003年经济实质增长3.3%，展望2004年实质增长6%，预测中期经济名义趋势增长4.5%，并成功在翌年转亏为盈。但即便如此，政府仍然贯彻逐步削减公共开支，“决心”在2008/09年度前达到削减接近一成的目标。
 
而自曾俊华在2007年接任财政司司长迄2017年卸任的长达十年任期内，香港虽再无财赤，但理财原则只变本加厉地保驾库房，令财政储备持续膨胀。在此种思维下，早前因收紧长者综援，及近期揭发综援补助金及特别津贴被市场抛甩的问题，都绝不止是林郑宣称的执行细节问题，而是政府过去二十多年错误的政策方向引导社会走上歧途，远较一些空中楼阁的倡议如“港独”，对市民造成的实质伤害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