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虐儿惨剧　检讨刑期外　须纾亲职压力

任职厨工的父亲虐待新生女儿，加上刑事恐吓等罪。高等法院 9 月 4 日宣判被告监禁六年多。三个月内，法庭就两宗虐儿案判决，两位法官都要求政府检讨虐儿的最高刑期。此举未必加强阻吓力，惟可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劳福局局长近日表示会探讨修订的可能。然而，斟酌刑期只是亡羊补牢，关键是预防悲剧发生。政府应另立虐儿罪行，母婴健康院、医院、学校加紧留意高危家庭，探讨专业人士以至家人须否强制通报怀疑个案，也是可行方法。此外，政府应该大幅增加婴幼儿的日间、紧急托管服务，给父母在工作或情绪出问题时，先行安排子女离开家庭，减轻精神压力，也减低把愤懑发泄到子女的机会。

提高虐儿罚则有理　家人知情应同负责

现时没有针对虐儿的罪行，近期几宗严重案件，被告被控《侵害人身罪条例》第 27 条，即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最高刑罚是十年。十年不算短，但一些未必涉及人命的罪行，例如欺诈、虚假文书等，最高刑期达 14 年。相较之下，虐儿的最高刑期反而较短，未能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必要提高。

但是，提高刑期以加强阻吓力有限。父母虐待子女一刻，大多已失去理智，不会思考刑罚。再者，正如香港律师会前会长熊运信所言，如果施虐者不承认虐儿，举证变得困难，因为控方要证明儿童的伤势是施虐者造成，而且能够证明被虐时间。反而，如果要修例，政府应该思考会否另立虐儿罪。过去五年，每年录得八百多至九百多宗呈报社署的虐儿个案，但检控及定罪个案只及一成左右，或者反映问题所在。

在今次厨工虐儿案件，同住外婆同样受其威胁，但若果她能及早求助，案件可以及早揭发，阻止更多虐待。政府和社福机构应多加宣传，鼓励求助，亦应探讨立例规定家人应否担有谨慎照顾责任（duty of care），从而增加搜证、举证能力。

莫再逃避讨论强制通报　及早识别高危个案

惩罚施虐者重要，加强留意社区被虐个案，医护人员、社工介入同样重要。香港大学 2005 年研究推算，记录在案的虐儿求助数字，只及实际个案数字的 1%，犹如冰山一角，亟需专业人士伸出援手。当中，精神虐待个案相当容易被忽视。

在临临受虐一案中，社会论应否引入强制通报机制，避免学校、社署、警方等互相推卸，拖延跟进和治疗。教育局今年二月底发布新指引，学童在可疑情况下缺课七天，或者不足七天但发现身上伤痕或怀疑受虐，校方须即时上报局方。这有助找出可疑虐儿个案，值得支持。

鉴于最近案件涉及初生婴儿，父母本应需要进出母婴健康院。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建议，护理人员也可成为把关者，留意父母行为有否异样。若果多次缺席检查或注射预约，再加上有滥药、酗酒等习惯，婴儿有机会身处高危家庭，他们有责任尽快转介。

要准确识别高危家庭，相关界别会承受一定压力，有些受虐者的表面征状不明显，社工、老师犹疑应否上报，另有忧虑会否出现滥报，担当不起破坏家庭和辅导关系的后果。要落实此举需要慎重讨论。参考美国例子，日后的法例和规章可以订明，只要相关人士真诚报告（report in good faith），不论结果是通报或不通报，也免受民事或刑事法律后果。我们也相信，绝大部份的专业人士，可以凭经验、交流和训练，判别高危个案。

托儿名额应大量增加  给父母喘息空间

在厨工虐儿案，被告称婴儿哭啼是多次掌掴及摇晃女儿原因。虐儿成因复杂，包括配偶感情不稳，性格冲动，又缺乏亲人支援，受不住工作压力等，各项因素又互相影响，发泄在子女身上。稚子无辜，无意在此为父母说项，但若果社区有足够的婴幼儿日间、短期和紧急托管服务，父母或亲人会有多一个地方安置小孩，隔离暴力源头，父母得以喘息。

然而，根据香港保护儿童会的数字，全港针对三岁以下的资助婴儿园名额仅为 738 个，但轮候数目超过名额四倍，求过于供。现时独立幼儿中心（婴儿园）的每月收费中位数是 5,600 元，非一般双职家长能负担。如果政府能大量增加其名额，加上推广，定能有助减少虐儿个案。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订明：“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不少人认为管教儿女是家庭事，不宜干涉，家庭成员也不愿启齿。正因如此，一次又一次错过拯救受虐儿童的机会。因为法官判词，社会掀起检讨虐儿法例和罚则的声音，但究其根本，是切实预防向儿童施暴和疏忽照顾，改变管教观念，改革通报制度，以及加强育儿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