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课程愈开愈多　形成恶性竞争　导致讲师朝不保夕？

上周（6月6日）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辖下的检讨研究政策及资助专责小组展开咨询工作，邀请持份者就专责小组的初步建议提出意见，当中包括把每年研究资助由20亿增加一倍至40亿，以回应教资会年度报告中关于目前本港研究经费占本地生产总值过低的说法。而一向批评教资会“重研轻教”的教协日前（6月9日）举行名为“大学不是一盘生意”论坛，不少与会讲者批评教资会过度重视研究，忽视大学有其教育功能的目的。大学到底如何平均研究和教育的需要诚然值得讨论，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确保高等教育的质素，包括近年如雨后春笋的大量自资课程，及其产生的问题。

教资会拨款　管理靠个“信”字　导致大量“代课”人员出现

教协对教资会“重研轻教”的批评亦不无道理，在教资会16/17年年报中，虽然主席唐家成指出“社会期望我们的大学能够培育未来的人才和新知识，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但是他认为发挥大学的上述功能在于“大学的核心使命—研究。”这种说法无疑令一些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职员产生教资会“重研轻教”的印象，因为唐的说法无疑把优良的研究等同于优质教学。相反，若讲师一类的教学人员只从事教学工作，将可能被归类为无法满足公众对大学的期望。

事实上，据教资会报告在2016/17至2018/19的三个年度，教资会共投放1亿5千万推出“研究影响基金”的试验性竞逐研究资助计划。但同时亦在这3年提供“学与教”的额外拨款。但是，为何目前大专界批评教资会墨守成规，“重研轻教”呢？

问题可能在于教资会过去甚少参与管理大学内部如何使用拨款的问题。据2015年9月教资会委托Howard Newby领导的委员会撰写的“香港教资会资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中提到“香港的教资会与受资助院校目前并无订立正式的财务备忘录或类似文件”，Newby并指出“由于缺少这类文件，教资会引导高等教育制度实践整体政策目标的能力便受到局限。”Newby的说法可能为我们了解大专界的问题，在于各大学管理层或各部门在决定如何使用拨款的问题上，因为教资会不会直接参与监察大学拨款的运用，以维护“院校自主”。

据悉，目前不少大学或资深教授在收到拨款后，除了聘请项目主任和研究助理等协助研究的人员外，更有不少教授会选择聘用研究助理教授（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或讲师代教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课，这批研究助理教授及讲师只属“临时员工”，当研究拨款耗尽或教授完成研究，便会被“自然流失”。但是，基于研究拨款各有不同，导致“一校多制”令大学讲师、“教授”出现同工不同酬。早在2009年浸会大学便被批评以2.39万聘请一名研究助理教授，只及当年一名助理教授人工的45%至65%。

大量自资课程竞争　才是教员朝不保夕主因？

上周六（6月9日）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出席教协论坛，席上他展示各间资助大学利用教资会拨款聘请教师的比例，数据显示多间大学以拨款聘请职员的比例，由96至97年的86%下跌到16至17年的59%，但以自负盈亏制度下聘请的职员就由4%升至28%。他提供的数据有助解开大学教员随时“饭碗不保”之迷。

事实上，近年不少受公帑资助的院校均有开设不少自资课程。而早在2013年有传媒已发现八大院校当年靠办自资课程包括副学士、学士、及硕士等课程每年共获利4亿元。而当年教资会所设的自资课程小组更发现八大在2000年起，自资部门的学生人数已超过资助学生人数，在2011/12学年自资学生占整体约53%，资助学生为47%。

但是，此报告当年随即引来更多疑问，包括用教资会拨款聘请的教学人员或公共设施，包括图书馆，有否被自资学生使用，变相导致利用公帑资助自资课程的迷思。其后，在2016年教资会更制订指引建议院校把自资课程迁到原有校园外，而自资课程学生在使用公共设施时，亦以不影响资助学生为大原则。但对于大学聘用教学人员本身，到底是利用公帑，还是自资课程的学费。或如何划分个别教员任教资助课程或自资课程的比率，依然由院校自行决定。

最终，当各院校“一锅蜂”增办各式各样的自资课程，亦造成各院校间课程的恶性竞争。据指，上月浸会大学宗哲系解聘讲师事件，就是因为“计唔掂条数”。而事件可能是冰山一角，不少院校会因为自资课程的竞争，最终导致教学人员“全职”变“兼职”的情况涌现。这个情况未必与所谓的“重研轻教”有直接关系，只是因研究而聘用“代课讲师”导致情况加剧而已。

教育局亦应该做好把关的角色，应考虑市场需求是否饱和，才批出新的自资课程许可，避免恶性竞争。

据教育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申请在2018/19学年新开办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共30项，而且全部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