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2018．观点】中文科考制繁复　集中读写成出路

中学文凭试（DSE）中文科写作卷、阅读卷于今天（9日）开考，阅读卷首次加入范文部分，占中文科总分的 7.2%。重考范文目的之一是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惟新设的指定范文仅 16 篇（教育局对外称只带 12 篇范文，惟“唐诗三首”、“词三首”共有六篇独立作品，是否能算作两篇范文，存在争议），效用成疑。在繁复的评核制度下，再加入新的元素，也增添师生压力。局方应厘清各考卷的重要性，适度剪裁考试制度。

今年中文文凭试加入范文考核，回应了社会呼声。过去有声音指出，中文科改制后内容艰涩、不着边际，成为“死亡之卷”；也有声音认为，新课程不再重视经典记诵，令学生的中文水平下降。时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2014年宣布于2018年文凭试重考范文，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语文积淀和进一步提升语文素养”。记诵范文实属必要，问题在于中文科考卷繁多，早令师生疲于奔命，在现有课程架构下，额外增加考试范围，只会适得其反。

课时不足　师生疲于奔命　

中文科的课时本已不足， 从《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5 年更新）可见，中文科在高中三年的总课时为 310 至 375 小时，不少学校重英轻中，倾向给予英文科更多课时，并减少中文科的教时。

现时中文科共设四份考卷，分别是阅读、写作、说话、聆听及综合能力，学生还需应付计算公开试成绩的校本评核。四份考卷操练需时，例如综合能力卷就要花 1.5 小时 完成，若要在课堂上完成操练，至少需要三个教节，教师就试卷讲解，至少需要一个课节。为了善用课时，不少教师需为学生补课。

考评修订　沦“离地革命”

课程修订也漠视教师的工作压力。早于 2003 年，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吴国珍与香港大学学者过伟瑜发表研究报告，指香港教师的上课工作量比北京、上海、台北高出近一倍。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曾于 2013 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教师的教担远比中、澳、台三地高出一截。教担不减，课程日趋繁复，批改作业需花费大量时间，教师对课程自然难有深入理解，严重影响教学质素。

教育局对考评制度问题并非毫不知情，改制后的会考中文科以及过去的文凭试中文科设有五份考卷，有教师认为综合能力、聆听部分内容重叠，理应合并，课程发展议会一度予以拒绝。惟议会后来态度软化，聆听、综合能力卷终在 2016 年合并。但是局方在既有的课程增设范文部分，又令中文科化简为繁。

学习重点有本末　考核范围应取舍

课程固然要适时而变，若漠视客观环境，只会治丝益棼。在课时不足、师生压力沉重的前提下，局方必须分清本末，适度剪裁中文考卷。前考评局局长唐创时退休前曾提议，中文科可只考核读、写。他指出，“中文的听和说我们每天都在做，是不是有必要考核呢”。唐创时于 2011 年起加入考评局，乃落实文凭试的大旗手之一，他的建言实在值得社会各界参详。

1990 年课程议会发出《中国语文科中一至中五课程纲要》，订立读、写、听、说、思维五大学习目标，当时已有人质疑说、听是否应该成为考核内容。有论者质疑加入说话、聆听考试是“中为英教”，观乎当时支持增设口试者的说法，不少都借鉴外语教学经验。时至今日，借外语考试考评方式证明文凭试分科的合理性者，仍颇不乏人。课程固然要考虑到应用层面，就此教师应该在课堂上提供适当指导。如果就母语听、说、综合能力作考核，减少学生专心练习读写、提升文化素养的机会，代价似乎过于沉重。

可比较的是台湾的国文课程，同样将聆听、说话等技能列为学习重点，但大学学测的国文科只考读、写。台湾教师的课担较轻，香港教师课担沉重，是否值得保留如此繁复的考评机制，实在值得社会各界深思。学者郑燕祥曾批评 2000 年初的教改是一场“离地革命”，原因是教改的主事者漠视现实，空谈理想。官员有美好的愿景固无不可，若然对现实环境毫不理解，以至视若无睹，就只会令师生一再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