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改革要警惕“捧杀”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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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改革”在中央催促下迅速成为治港群体的共同话语,《香港01》早前引述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名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指出中央必须令治港者清楚认识到他们承担着落实改革的主体责任,而不是继续把改革要求视作空话。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留下了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语,不断鞭策着国家治理者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砥砺前行。

九二南巡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逾四十年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导火线是中共内部出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88岁高龄的邓小平眼看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遂以举家度假名义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与上海等地,向中共党内发出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据著名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调研,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至少两次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也许是因为语气太重,它们都未被写入整理后的讲话稿,但改革必须坚持、行动必须坚决的信息贯穿了官方记录的南巡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途经湖北武昌时,与当地官员交谈。(新华社)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无论是即兴谈话还是南巡本身,都是非常举措,邓小平需要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他已退居二线,难以直接透过官方舆论发出声音,但作为拥有独特政治影响力的开国元勋,其一言一行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符号,“不改革就下台”这个要求也透过中共官场内部传播以及香港媒体的助推(当年《大公报》率先发表文章指“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发挥其政治威力,尤如一声棒喝,促使中共内部凝聚共识,展开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与夏宝龙主任商榷

香港当前也走到了为改革寻求共识的十字路口,与改革开放源自中央决策层不同的是,香港改革的议题并非由治港群体内部主动提出,香港社会对改革的讨论也长期未成气候。众所周知,香港政界对“香港要改革”的讨论热度急速升温,始于今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投下要香港推动改革以谋求更好发展的震撼弹,9月20日会见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时,夏宝龙又再促请香港积极稳妥推进各领域改革。

港澳办在两次会面后发出的新闻稿让外界感觉到中央对治港者的表现难言满意。虽然夏宝龙延续中央“惯例”对特区政府的表现作出“充分肯定”,但了解中国政治语言的人都知道,这只是客套话。更引人瞩目的是,与以往只用两三句话简单通报会面情况不同,这两篇新闻稿都摘要列出夏宝龙发言内容,虽然他采用的说法是“希望”或“相信”,但实际上是对特区治理者提出了要求,而“改革”正是关键词。

其实,“香港要改革”并非一项崭新要求,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便蕴含对香港的改革要求;2022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当面向治港者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然而,也许治港群体真的单纯地认为“坚持”只需“坚持”、“支持”就是“支持”,香港迟迟未形成改革的氛围。

李家超在国庆75周年酒会上致辞。(苏炜然摄)

夏主任这次把话说得直白了些,特首从北京回港后,也公开阐述了自己的改革理念,表明要带领社会各界不断改革,以一项一项实际行动建设香港。显而易见,特区当家人确实很想达成中央要求,提升治理能力、解决经济民生困局。夏宝龙会见李家超时也形容,特区管治团队“以鲜明的改革理念、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一件事一件事地抓,有力推动特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展现新气象”。只是,若用国家的改革历程作为参照对象,香港当前的改革认识无疑仍相当浅薄。

九二南巡解决了中共内部关于姓“社”姓“资”的发展路线之争,为经济结构转型扫除了障碍,但在香港,改革是什么、如何改的争论还是众说纷纭,没有深化到“结构性改革”的层次,仍未明确回答习近平提出的命题:香港该怎样破除利益固化藩离?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如何破解?作为特区治理最重要主体,政府的改革是所有改革的起点,但特区政府如何消除固有惯性治理思维的障碍依然是未知数,管治团队有什么鲜明改革理念、改革举措实在在什么地方,无不启人疑窦。

谁为香港改革张目?

过往,出于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所承担的治理主体责任的尊重,中央官员与特区治理者打交道时总是表现得极尽“礼数”,我们曾经对这种无视两地话语鸿沟的央港相处方式提出质疑,表明如此区隔心态不利于“一国两制”良性运行。事实早已证明,勉强期望不习惯内地政治语言的治港者从中央的客套话语里分辨出轻重,到头来只会制造思想混乱,甚至令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篱更为牢固,对改革构成更大的阻力,香港已为此承受了许多教训。

中央当然应该鼓励特首与特区政府主动作为,但就如邓小平当年直截了当说出利害关系,为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样,在关乎香港社会长远发展福祉的大政上,应该对治理者多些“棒喝”,避免“捧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