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门便是客

要引到官员笔战，在以前并不容易，现在却不困难。不少局长大概都兼任了反驳队，即使不发官方声明，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反驳。点不点名，无碍小市民如笔者“食生花”。

平情而论，袁弥昌的“劣币驱逐良币”论的确不太像样。平价网红店和高档米芝莲定位不同，地段不同，舖租不同，客源不同，在市场上不会是竞争对手。几十年来未曾听闻街边鱼蛋档会挤走高级食肆，现在网红店如何令高端店做不下去，文章欠缺有说服力的解释。

杨润雄局长形容“这些都是谬论”，笔者不敢咬定，但“每150万旅客就为香港生产总值带来百分之零点一的增加”是不是谬论，同样不无疑问。政府官员最近几个月来经常提及“每150万名旅客”的经济贡献，据说是政府经济顾问的推算，假设每150万名旅客可带来30亿元收益，相当于本港3万亿经济生产总值就是0.1%的贡献。

心水清的自然会问，如果每150万名旅客带来的收益少于30亿元呢？现时摆在眼前，也是袁弥昌文章所针对的，正是内地旅客低消费、“旺丁不旺财”的问题。万一每150万名旅客只能带来25亿，甚至只得20亿收益，经济贡献又要如何计算？

这个“万一”绝非危言耸听。翻查旅游发展局的数据，2013年内地过夜旅客在香港人均消费8937元，不过夜旅客也有2721元，但到了2018年两个数字已经分别跌到7029元和2410元，去年更是惨不忍睹，只剩6495元和1383元。再扣除物价通胀，十年间内地过夜及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大跌42%和59%。每150万名旅客能够带来多少经济收益？以前问、现在问和明年问，答案都会不同。

笔者无意贬低低消费旅客。正如杨局长所说，过门便是客。不过这句话同时提醒了我们，不过门的便不是客。姑勿论疫情前的过夜旅客超过三成尚未回来，内地人亦有愿意消费的，只是没有在香港高消费而已。笔者翻查日本旅游业数据，内地旅客去年人均消费高达32万日圆，比起疫情前多了足足50%，增幅主要来自宿泊费和饮食费。到底是内地人喜欢“穷游”，抑或来香港的内地人喜欢“穷游”？为什么高消费的人却没有来？

笔者不愿意归咎于旅游业界、零售或者饮食业界，毕竟他们深受其害，草率的批评如同在伤口上洒盐。杨局长反驳称“说看不到政府发展旅游的策略，更是毫无根据”，亦都所言甚是。当局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公布了《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矢言发展新景点及推展本地特色文化和创意旅游项目、推动绿色旅游、向旅发局额外拨款以加强本港各大节庆盛事的宣传，及带动旅客到不同地区体验香港地道文化。怎会看不到政府发展旅游的策略呢？看不到的只是这些策略的成果。

每年拨款十亿八亿，由疫情前说要更新“幻彩咏香江”灯光音乐汇演，到现在每月举办烟火和无人机表演，“盛事”两个字说了廿年，现在甚至再没有人提两个主题公园了。旅客数字有没有KPI？人均消费有没有指标？经济收益有没有目标？

杨局长以为目前是“旅客出行的新趋势”，袁博士声称什么“疫后本港业界的生态环境平衡完全被打破”，两位看来都是不相伯仲。实情是来港旅客的“消费降级”已经发生了至少十年，当中又以购物的开支跌幅最为惊人，膳食亦只能勉强守得住。就连商务旅客的消费亦都全线下跌，不分来自长途、短途抑或内地。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局长不会不知道。如果再多一份《旅游业发展蓝图2.0》可以力挽狂澜，为什么七年前第一份《蓝图》没有扭转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