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23条立法高效完成的天时地利人和

很多人赞赏香港政府高速高效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两周前我也高度评价立法成果，但同时指出如此高效施政必须延续到其他领域，才能令特区政府不再被诟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朋友觉得文章告诫的的语气过重，像是在别人兴高采烈时泼冷水。

泼冷水确实不对，但寄望这一届政府任内完成“10个”像23条立法这种级别的“伟业”是泼冷水还是对政府有信心，答案不言而喻。将23条快速完成立法视作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才是小觑了政府的潜能。当然，23条成功立法只是证明香港政府具备潜能的第一步，证明了香港的管治精英确实能够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官员所作要求那样“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香港具备坚厚实力应对身处困局。《香港01》一直倡议香港主动推动“两破两立”，完成中央政府赋予的历史任务，其实也是强调治港者必须重拾曾经丢失的政治自信和政治魄力。政府要全面发挥潜能，步伐固然不能停留在23条立法的庆功宴上，目光也必须放远，既不是“一时”，也不必拘泥于“一任”，而是着眼于香港更长久的发展。

中共的“自我批评”，也应是香港治理法宝

没有多少人喜欢被别人泼冷水，但不可否认，冷水是用来清醒头脑的有效工具。被别人泼的滋味也许不如自己将头浸泡到冷水中那么好受，但若能及时清醒，就将减少犯错，将来也会少了后悔。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有哪个政府不会犯错，香港政府当然也不例外。

香港的公务员，特别是作为特区政府管治主体的政务官（AO），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精英，如果没有他们，香港曾经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难以想像。然而，一时的成功不等于一世的成就。既然引领过西方现代化步伐的大英帝国也有衰落之时，拥有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也会陷入百年耻辱，我们又怎能像鸵鸟般不闻不问，盲目相信香港政府优秀到不会犯错，甚至是系统性错误？

我记得在“六四风波”之后，有两批人将头埋在沙子里。一批人认为中共镇压学生运动是开历史倒车，很可能步苏联后尘；另一批人认为六四动乱证明改革开放走过头了，应该踩刹车。临危受命的江泽民当时正徘徊在历史十字路口，邓小平毅然选择去到上海和深圳，发表了引领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南巡讲话，给两批人都“泼了冷水”，让新筹组的中共中央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退休老人，邓小平先生磊落地提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的告诫。中共在此之后重新获得改革动能，大踏步走上持续改革的道路。没有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中共能否走出困局可能是历史疑团。

没错，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国家治理成就，一大原因就在于它有极为强大的纠错能力。纠正错误本身就是要通过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成功执政的手段，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头脑清醒更是中共建党之后多次克服危机的制胜法宝。香港政府如今强调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也应该经受得住批评，善于纠错，经历过十多年政治冲击的香港公务员，更不会遇到“冷水”就“生病”。

这一次成功立法绝不能够是一时的政绩，香港政府应该乘胜追击，继续在至少“10个”领域赢得赞许，证明23条立法不只是因为中央“提醒”，也是香港施政团队展现了实力，它不只是交付遗忘了二十多年的功课，而是香港施政新时代的起点。

23条迟迟无法完成立法是香港深层次矛盾长期无法破解的现象之一，反映了香港政府和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误解，甚至是对中国如何促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知。这一次成功立法，效率如此之高，近因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提醒”，但底层是香港制度和政府具备成功立法的有效条件。经历过动乱和西方势力的围剿，政府和建制群体已经意识到香港必须为“一国两制”和“世界大变局”创建崭新认识，既然提起了干劲，为什么不一气呵成为香港破除更多老大难的问题，让立法成为香港皆大欢喜的美事？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为立法带来“天时”

香港人做事喜欢说“天时、地利、人和”，23条成功立法也可以用这套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是“天时”？自回归以来，除了在董建华特首任内，估计没有那一届政府在与中央沟通时比现任政府更为畅顺。原因很简单，2019年的动乱以及在过程中中央多次出手支持香港，主动制定《香港国安法》，在香港政府与激进力量之间创建护城河，保护了香港的稳定，刹住了激进势力的气焰。中央动作的果断和精准获得大多数香港人的尊重，它在动乱期间保持克制也强化了香港社会对中央坚持港人治港的信任，疫后通关不少人北上消费更是近距离感受到国家的持续进步，这些都为香港与内地构筑更融合环境提供了保障。

国际环境不断恶化，西方的蛮横和双重标准威胁到全人类共有的价值和良心，中国在大变局中持续强化自己的论述，做好自己的事情，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尊重，香港人不可能看不见。曾经在国家面前是优等生的香港，经历过这几十年的变化，还可能继续表现傲慢吗？连美国、欧洲、俄罗斯等都在跟随中国推动改变，香港就更难以拒绝来自中央的劝喻。纪律部队出身的李家超特首在这次立法过程中展现出了AO有所欠缺的执行意志， 而AO们显然也已意识到香港在既有治理模式之外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当特首认为应该尽快立法，中央一旦“提醒”，自然就“水到渠成”。

港人亲历国家发展，隔阂蜕变为“地利”

为什么是“地利”？香港社会在回归之后的二十多年，与内地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波涛汹涌。估计没有多少人不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两地的融合绝非一帆风顺，存在不少裂缝，令有心人有机可乘，使得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过往长时间成为一个“悬念”。香港既发生过2003年的反23条立法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及2019年修例骚乱，也享有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CEPA和自由行政策，香港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对国家更是高度认同。

不少香港居民是逃难来港的新移民及其后裔，因而对内地抱有某种焦虑，在殖民地教育体系里更养成独有的傲慢；站在西方民主自由立场的新知识阶层也对中共充满偏见。或许是“不打不相识”。今天的香港早就失去对中国内地进步视而不见的资格，更不可能在长时期碰壁之后依然甘心扮作鸵鸟。当香港人以为内地落后，却发现欧美日等强国都被中国的经济成就和高科技生产所震慑；当本土意识吹嘘自己的优越性，却发现深圳的社会及生活服务无论是从价效比或服务品质都完胜香港，这时候的香港确实难以应对深刻的文化冲击。

傲慢与偏见是一时的，开放与包容才是香港社会应有的品质。香港是移民社会，但所谓“移民”其实是内地移港居住的“本地人”，就好像我们不会将新界居民视为外地人，又如何将广东居民视为外国人？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天然地强调社会撕裂、身份冲突，殖民地统治遗留的“精英”利用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扭曲香港居民与主权国之间的社会差异，但这些都只能起到一时的颠覆，难以持久。事实胜于雄辩，当年西方政客污蔑新加坡政府专制，宣传其禁止香口胶和对违法者实施鞭刑为不文明行为，新加坡社会的和谐稳定开放进步让这些指责变得软弱无力，最后也只能自我噤声。

内地的进步和自强早就在香港市民心中播下了种子，疫情过后香港人大量到深圳及其他湾区城市消费、娱乐就是最佳的证明。虽然这个现象反映香港暂且失去竞争力，却为两地积极创建认识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共同语言。这样的民间交往为重大政策提供了环境，连一直是香港社会忌惮的23条立法都能够无风无浪地通过，相信没有人会继续用两地之间的隔阂来做文章。

央港官员审势实干，各适其适缔造“人和”

为什么是“人和”？如果今天还是上一任政府，就算中央“提醒”，估计23条依然无法完成立法，理由估计还是老生常谈的香港“没有准备好”。李家超政府的“特色”是对中央政府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做事相较务实，不像不少AO出身的官员那样流露不知哪里来的傲慢。如果缺乏足够的尊重和务实的施政作风，23条立法的“超人”速度也就无法实现。

当然，单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这一次立法能够顺利完成，从中看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思路清晰，为法案起草和修改掌握好方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作风强势，扫除过程中各种外部干扰，结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坚定支持，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游刃有余的过程管理，任务才能大功告成。当然，少了李家超特首坚守政治原则，分秒必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统筹协调，难以想像各个单元之间能够协同作战，不辱使命。

其实，当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首要的还是“人和”。除了香港的官员之外，“提醒”香港的中央官员也是“人和”的一部分。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23条立法的“超人”成效上显然扮演了扭转乾坤的角色。中央拥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它一直以此支持香港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是滥用“全面管治权”，因而也没有强迫香港政府的立法程序。中央当然掌握香港形势的变化，运筹帷幄，在适当时候“提醒”香港政府审视《基本法》赋予的任务，也是理所当然。《香港01》从创立的一刻就倡议香港“是时候改变了”，虽然说23条立法的时间比我们希望见到的晚，但今天能快速完成总好过继续蹉跎岁月。香港政府迈出了第一步，只要能够用同样魄力和速度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自然能够破解，利益固化藩篱自然可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