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专教育．倡议（二）】勉强读DSE　不如读“工业中学”？

前文指出，教育制度的其中一个问题核心是家长和学生受虚无的社会风气而影响抉择，以致误走不适合的高中道路，政府可做的最有效事情，不是加强宣传职专教育，而是让家长和学生必须在“文法中学”与“职专中学”两者之间二择其一；就此，复兴“职业训练高中课程”正是有效的一步。

【职专教育．倡议】专题
一、DSE应用学习科目先天不足　谁愿修读？
二、勉强读DSE 不如读“工业中学”？

说是复兴，因为这并非新鲜概念。1950年代，香港工业急速发展，社会需要大量劳工。为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香港以前的中学便有“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之分，其中后两者是为了培育具备工业知识与技能的年轻人。

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最初均只设三年制课程，教授工业知识，后来延长至五年，再后期学生更可以参加香港高级程度会考，接受大专教育，而在1990年代的工业中学课程中，“术科、实用及工艺”所目的所占比例仅约25至30%，与文法中学的15至20%相去不远，故两者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此外，基于时代转变，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课程（如金工）被视为陈旧过时，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许相关学校删除校名中“职业先修”和“工业中学”字眼，而随着时间过去，香港的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终见合流。

换言之，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死因”在于课程不合时宜，而且与文法中学的升学阶梯分别不够明显，定位模糊，终被家长与学生抛弃。因此，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让课程贴合潮流。现在香港以服务业工种为主流，而政府又有意在创科方面大展拳脚，课程自应以之为设计依据，DSE框架下的应用学习科目（现时应用学习科目的考核自有其他问题，参见前一篇文章），便是可供参考的设计方向。当然，为培育适合新时代的高技术劳工，兼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即使是职业导向的职专教育，也会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只是“程度有深浅，术业有专攻”，举例来说，职专课程也要教授中文，但不会深究诗词歌赋的艺术风格。

至于分流时刻，现时中学生也要在中三升中四时下一次重要决择——选择高中科目，故让所有学生均须完成统一的中三课程，较贴合香港实况；将来若真的要在中学推广职专教育，应是三年制的高中课程，只是届时学生必须选择升读传统文法课程（DSE）抑或职专课程，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决定两个课程的学额分布，保证有人“转流”，不受盲目的风气所囿。当局可仔细分析多年来的公开试（包括会考、高考及DSE）数据，看看有多少学生不适合在文法课程发展，再统计各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便可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若以过去数届DSE的五科合格率为分界线，则至少有三成学生未必适合传统文法课程；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分析，精密立论还赖政府亲自演算。

升学阶梯方面，职专教育当然也要有其独特路径。前文指出，2017年DSE有三成日校考生，即约15,000人考不上入读本地副学位最低要求。不过，基于香港职场对学历的要求，相对于直接投身职场，学子还是倾向继续升学︰观乎公开数据，在2016/17学年，有5,100人报读职训局开办的基础课程文凭及毅进文凭；考虑到前述成绩欠佳的中六毕业生还可报读职专文凭、文凭和证书，开办毅进的又不只职训局，故实际人数必定更多。可以说，即使是公开试成绩欠佳的学生，也有意愿在中六毕业后进修。因此，要复兴“职业训练高中课程”，不可以将新课程下的中六视为终点；事实上，既然新课程是为适应新时代、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服务业与创科行业而设，也不可能以中六程度作结。故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新课程与职业导向的高级文凭课程连结，从中学开始就将学术与职业训练两途分别开来。而一旦新课程毕业生也能直接考上受政府资助的大专程度学位，便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文法中学”与“职专中学”之间的“高低之别”，两者只是个人生涯规划的选择结果。

现实一点考虑，高级文凭毕业生的待遇也不是真的“低人一等”。在2016/17学年，教资会资助的全日制副学位（主要包括副学士和高级文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208,000元（每月约17,333元），学士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则为239,000元（每月约19,916元），差距并不如外界想像般大，其中社会科学科和教育科的副学位毕业生平均年薪更达233,000元（每月约19,417元），比大部分学科的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医科、牙科和护理科大学毕业生的数据拉高了平均值）。若集中分析高级文凭毕业生的情况，据教育局自资专上教育资讯平台的最新数据，自资高级文凭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约14,775元，比自资副学士多1,000元，也只比自资学士少300元。因此，即使“看钱份上”有违教育宗旨，但要用数据说服家长和学生相信职业导向教育并非低人一等，也不是难事。

至于所谓的“标签效应”，平情而论，人人都不喜欢遭到标签，但在现实之中，标签却是无名避免。正如在现时的制度之下，纵使大部分人都在修读同一套课程，各间中学也没有官方的排名分野，但坊间总会找到名目来将之归类，诸如“传统名校”、“地区名校”、“band 3 学校”（指收录较多第三组别小学生的中学，纯粹是民间的说法，官方根本没有公开过相关数据）等名目，甚至将“band 3”学校细分为“band 3A”、“band 3B”、“band 3C”三等。因此，若因为怕标签效应而不复兴中学职业教育，无疑于作茧自缚。

当然，要落实此策，必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处理，例如怎样厘定职专课程教师资格、如何安置文法中学超额教师、一所学校可否同时开办文法与职专课程、该以公开试抑或校内试决定中三毕业生的优先选科权、如何调整大专学额，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过，这些都是规划上的细节，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认同强制高中分流这个理念。过去，论者以各式理由舍弃中学程度的职业教育，人人都须在文法中学读书，此举看似公平，实际上却使很多学生被迫学习一些他们不感兴趣、不能发挥所长、对他们将来也没有帮助的课程，长久累积的失落与挫折感，既消耗其学习动机，也使他们养成“习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变得消极。“幸运”的话，他们熬过三年高中后，或许能重走适合自己的正道；但不幸者，三年来的挫折足以改变他们的个性，影响一生。

政府提倡推动职专教育当年，可惜社会风气令家长与学生始终不能踏出理性的一步，致令不少人虚耗光阴；既然如此，政府与其空谈“加强宣传”、“积极推广”，更有效的做法，当是复兴中学职专教育，藉制度之助，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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