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光不应背弃理想　七日侍产假属理所当然

政府就《2018年雇佣（修订）条例》刊宪，建议将男士侍产假由3天增加至5天，有关修订正待立法会审议及通过。上周日（6月24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发表题为《向‘狗年BB’爸爸致歉》的网志，委婉地表达他对新修订条例未能于今年完成立法程序的“遗憾”，并向一众准爸爸们说了一声“对不起”。虽然罗致光局长声称新修订条例延期是自己“失败了”，却在网志中含沙射影，暗指议员成立法案委员会才是延期的真正“元凶”。网志的措辞用字难见局长的诚意，而对比局长当年身为立法会议员的往绩，局长自己更应该感到汗颜。

罗致光于周日的网志中提到，上周三他在立法会就有关法定侍产假修订法案进行首读及二读。因为法案十分简单，所以他希望立法会议员考虑毋须就有关法案成立法案委员会，以求法案可于立法会在暑假休会前恢复二读及三读通过。可惜，事情并不如罗致光所想的那般顺利。有立法会议员在6月22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中要求成立法案委员会。换言之，成立法案委员会即无可避免了，法案将无法于暑假休会前完成立法惩罚。罗致光在文末还提到，审议无法通过不能归咎议员，政府提交修订条例确实要走很多程序，只是一个简单修订，都要用上超过半年。

提出成立法案委员会的工党张超雄认为，社会对待产假的日数有争议，故有必要成立委员会讨论。张超雄相信委员会讨论最多持续三个月，并不会对法案通过有太大影响。他更表示，罗致光作为劳福局局长，理应听到议会及民间长期有声音要将侍产假提升至7日。张超雄更反问，罗致光局长如果那么紧张市民，能够及早取得侍产假，为何不早些提出来呢？局长是不是有点“猫哭老鼠”呢？

将男性侍产假提升至七日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反而，现时的三日侍产假实在十分寒碜。纵览其他发达经济体，瑞士、瑞典、比利时的男士享有10日侍产假；英国和法国皆有14日；而芬兰则有令人艳羡的18日侍产假。而就算对比邻近的广东省，男性陪产假都已提升至15日。

扪心自问，五日侍产假又谈得上是家庭友善政策吗？五日的侍产假扣除妻子生育后留院的两天，丈夫其实能够真正陪伴在侧的日子只有三日。新生妈妈固然会对新生婴儿感到欣喜，但同时亦会对随之而来的责任与生活压力感到手足无措。近期有调查发现，在274名受访妈妈中，8成半的受访者感到产后压力上升，有近9成受访妈妈表示产后经常睡眠不足，另有近半数（47%）受访者觉得产后未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侍产假是一个缓解新生妈妈压力的有效方法。学者Lucia M. Lanfranconi发表过一份“社区自助”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增加侍产假有助于降低妻子患上产后抑郁症的机率，因为侍产假令丈夫能够陪伴在侧，照顾婴儿，料理生活琐事，真正为妻子分忧。报告还指出，因为丈夫和妻子朝夕共处、关系密切，丈夫亦比较容易发现妻子的情绪问题，并在情绪上作出支援。

有意见认为七日侍产假的推行会对中小企的经营造成困难，但这意见其实站不住脚。第一，增加两日侍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并不高；政府2012年估计，提供三至五天侍产假的每年开支约占总工资额的0.02%至0.04%。因此，罗致光局长早前都表示，增加侍产假对商界的影响相当有限。第二，本港的生育率低，真正用上侍产假的比例其实不高。政府公务员于2012年开始推行5日侍产假，截至2014年三月，计有5524名政府雇员放取侍产假，这个数字在10万公务员大军中明显不算高。

早在1997年，香港已经就男性侍产假展开讨论，当时有立法会议员提交草案，争取立法规定男性雇员享有七天侍产假，但草案于当时未获通过。20年过后，香港的打工仔仍然未获得这项“卑微的”要求。20年来，民间多次提议将侍产假提高至7日，政府就屡屡将“劳顾会”搬出来当挡箭牌，压抑真正的劳方要求，为资方大开方便之门。

仍记得2001年的时候，当时仍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的罗致光亦曾提出多项“家庭友善”的政策建议，其中一项就是侍产假。罗致光局长应该记得，那条建议是这样写的：“当局应该考虑让父亲在孩子出生时候享有有薪侍产假期（如两星期）。”然而，今日的局长网志已经彻底打倒了“昨日的我”，认为自己当日的“开价”实在是“超时空”的高了。从两星期侍产假的建议变成“只能接受5日”的方案，落差之高，也难怪有议员要成立法案委员会继续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