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虐儿状况报告　靠公开资料守则见天　政府何以自称透明开放？

香港电台透过《公开资料守则》，取得中央政策组在改组前委托学者研究虐儿情况及处理方法的报告，发现医管局及社署没有互通受虐儿童的记录，社署可能没有接触所有个案，增加儿童风险。
报告结果关乎生命安全及社会政策，中策组早前以内部参考为由，一度拒绝公开报告的决定，值得质疑。《守则》固然发挥效用，那边厢，《守则》的未来不无忧虑。政府曾经拒绝索取资料的要求，占所有申请比例也有上升趋势，反映政府愈来愈不重视民众取得资讯的权利，也反映《守则》效力有迹象减退。

港府在1995年推出《公开资料守则》，当中列明除非有特别理由，部门应公开索取资料要求。如决定拒绝提供资料，部门必须罗列理由。不过，《守则》没有法定效力，申诉专员在处理投诉及建议后，相关部门没有法定约束力跟从。这是《守则》的一大缺陷。

虽然如此，随着市民更重视知情权，也认知《守则》效用，索取资料的数量逐年上升，由2009年的2,076宗，增至2016年的5,144宗。

然而，索取资料被拒的比例，在前几年回落后，在2016年再次上升，达2.29%，按宗数计更是高位，有118宗。申诉专员公署收到72宗投诉，认为有当中44%，即32宗，拒绝失当。

为何会拒绝？申诉专员公署指出，牵涉部门经常提出被误用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第三者机密资料”，例如误把部门本身的资料，归作第三者资料，因而不披露。倡议组织“资讯公开”日前在报章撰文，统计2015第三季至2017年第三季的拒绝理由，再次确认“第三者资料”为主要原因，占总数三成，其次为“公务的管理和执行”及“个人私隐”。三者共占六成。

该组织进一步论证，“第三者资料”的意思，实情是保障私隐、商业秘密和导致不当地获得利益或好处的豁免条件。而在公众利益及容许删除涉及私隐和商业资料的情况下，“第三者资料”不应是拒绝公开资料的理由。

申诉专员公署刊载一个例子，是康文署于2015年拒绝向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披露该署与地产商之间，就星光大道所签订的管理协议，议员遂投诉公署。公署不同意政府部门与第三者签订的合约为从第三者取得的资料，涉及的协议也没有订明内容必须保密，而公开资料引来的公众利益伤害非拒绝披露的理据。申诉专员因而决定投诉成立。

政府总部不再“门常开”，政府部门对资料更是“重门深锁”，屡遭新闻从业员、立法会议员和民间团体批评，增添采访障碍，限制搜集数据以倡议政策，难以保障市民权益。

公私营合作项目，常见于香港的道路运输，社区和营商设施。康文署的例子，正正显示公众对公私营合作项目存有监督盲点，锲而不舍也未必取得所需资料。当政府不愿按规公开资料，政府就更难以叫人信服公私营合作安排公开、透明。

港人应据理力争，透过《守则》等渠道，要求政府公开更多资讯，得悉政策制定的依据。有民间组织建立“Accessinfo.hk”网站，方便市民利用《公开资料守则》向政府部门提出资料要求，并公开资料结果，交流知识。政府表示年内咨询《档案法》，民间要督促政府立法要全面，不可马虎，同时争取早日制订《资讯自由法》和《开放数据法》，清楚厘订何等资讯才可保密，否则必须公开，而且订立拒绝公开的罚则，保障公众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