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如何应对美西方国家愈发频繁的制裁和经济战？
在当今全球化的深刻变革中，制裁作为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一把双刃剑，其运用愈发频繁且复杂多变，不仅深刻重塑著国际关系的格局，更对被制裁对象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市民生活福祉构成了严峻挑战。随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愈发倾向于采用制裁、经济战及金融封锁等强硬手段，试图通过非传统军事手段实现其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近年来也多次在国际制裁的浪潮中屡受波及，尤其是针对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的制裁行动，不仅触及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底线，也深刻影响了香港的法治环境、金融稳定及国际形象，激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切，并纷探讨中国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近年来，有超过10名香港特区政府高层官员遭遇美国的制裁，这些制裁措施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受制裁官员在金融领域的受限。以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为例，由于美国对她的制裁，她无法正常使用银行账户，不得不将工资以现金形式保存，家中“现金成堆”。此外，特首李家超的个人Youtube竞选频道也因可能涉及广告收益而被Google关闭，进一步限制了其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渠道。
这些制裁措施不仅给受制裁官员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官员的金融活动受到限制，无疑会对国际投资者加大投资香港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军事强国和金融强国，其制裁手段多样且威力巨大。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的资料，制裁的性质和目标多种多样，制裁的性质分为六类：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旅行限制、武器制裁、军事援助、其他类型；制裁目标则分成九种：政策变革、政权颠覆、领土冲突、预防战争、恐怖主义、结束战争、人权、民主、其他等。无论何种类型的制裁，其背后都隐藏著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考量。
全球制裁数据库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中期及以前，几乎50％的制裁都失败。从1960年年代中期到1995年，制裁的成功率稳步上升。1995年之后，制裁成功率又急剧下降。这些制裁虽弄不垮目标国家的经济，但制裁对目标国人民健康和福祉的伤害是反人性的，残酷的。
据不完全统计，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经济制裁，导致2017年至18年间，该国40,000人的超额死亡。伊拉克因经济制裁导致估计超过数十万儿童死亡。叙利亚曾是中东的人间天堂，2006年至2016年间制裁使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下降40％，小麦产量下降53％，该国38%的人口无法满足基本粮食需求，因此超额死亡人口每年增加。
更有分析认为，美国因制裁而制造的他国的超额死亡，已经超过了世界第二次世界后所有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美国卡托研究所的报告还指出，制裁承担巨大的人道成本，制裁可以破坏目标国家的经济和每年制造数万人的超额死亡，但很难如愿推翻政权，反过来播下不尽仇恨的种子。
与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制裁措施通常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回应他国制裁或促进外交政策目标的需要。中国的制裁方式多样，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制裁、签证限制和技术出口限制等。这些措施旨在通过限制目标国家的经济活动、外交交往和关键技术获取能力来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行为或政策。
总的来说，中国制裁的是目标明确与精准打击，中国在实施制裁时，通常会针对具体行为或个体进行精准打击，以确保制裁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这种策略有助于减少误伤无辜，同时向国际社会传递清晰的信息，即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回应。同时，中国也保持平衡与克制。尽管中国有权采取制裁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但它始终强调通过和平、合作和对话解决争端。在采取制裁行动之前，中国通常会尝试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与协商，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只有在其他途径无效或明显不利于国家利益时，才会考虑采取制裁措施。
除制裁之外，经济战和金融战作为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国际竞争手段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势，以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
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金融战为例，由美国政府、华尔街及美元所构建的美国经济、金融武器，通过切断伊朗的资金链条，以及限制伊朗使用美元，以此重创伊朗的经济和民生，目的是引发伊朗政治不稳，甚至颠覆其政权。
美国首先对伊朗发动的金融攻势，是切断伊朗的资金链条。众所周知，出口石油是伊朗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过往欧美国家虽然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但伊朗依然可以通过偷运石油给他国的方式获取收入。但是，由于世界的石油贸易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而且石油交易结算必须要通过在华尔街的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re Bank，借贷对象为政府、机构和其他银行，而非消费者的国际大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来完成。因此，伊朗任何与石油交易有关的信息，对美国是毫无隐私可言。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出动金融武器对付伊朗之后，美国政府在2018年上半年已要求货币中心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拒绝与伊朗进行交易结算”，否则将禁止这些银行在美国开展业务。美国一声令下，各大银行自然要配合。这是因为在世界金融体系仍由美国主导的今天，国际性银行能否继续在美国展开业务，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美国此举随即令伊朗的原油出口降低了超过80%，切断了伊朗大部分的资金链条。这对伊朗的政府预算带来极大冲击，因伊朗原油储量占全球石油储量约10%，政府超过40％的财政支出是经由原油而获得庞大资金，伊朗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工业。
美国紧接著于2018年11月对伊朗发动第二轮金融战，美国财政部当时公开警告环球银行间金融通讯协会（SWIFT），不要再向受制裁的伊朗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否则就连SWIFT也要受罚。美国此举，是为了限制伊朗使用美元。由于全球当前有超过10000间、来自200多个不同国家的银行接入SWIFT的系统，这个资金结算系统了覆盖全球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的跨境交易，伊朗的银行、金融机构遭SWIFT封锁，便不能透过系统汇出或者收取美元，不但限制了伊朗使用美元，而且还间接剥夺了伊朗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贸易的权利，从而重创伊朗经济。
在美国这一轮的金融武器打击之下，在外贸领域，因伊朗的进出口商已无法收到美元，伊朗国内的产品难以进出口。在伊朗国内，外汇市场则因此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对伊朗货币里亚尔缺乏信心，在国际炒家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导致大量资金外逃，也令在伊朗的外资企业、民众疯狂抢购外汇避险，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而货币大幅贬值则为伊朗带严重通货膨胀，随伊朗的物价大幅上升，民众实际收入和购买能力却不断下滑，加上伊朗国内因美国制裁导致严重的失业率，令大多数伊朗民众生活日益困难，并对伊朗政府产生强烈不满。
但美国的经济战和金融战，这并不代表被制裁的国家一定会屈服。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建立自己的伊斯兰共和国，任由美国全面发动各类经济和金融战，也不为所动。古巴的例子也很有说服力。古巴只是一个岛国，缺乏外国需要的自然资源，亦没有自己独有的先进科技，地方又小，人口又不多，靠内循环能产生的经济动力极其有限，但古巴却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制裁到今天，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肯接受美国主张的那套。
由于俄乌冲突，美国近年来也对俄罗斯发动经济、金融战争，包括不许俄罗斯用Swift系统来兑换外汇。没法兑换外汇就很难与外国做生意，等于切断了这个国家与外国的商业联系，被制裁的国家的经济势将崩溃。现时，世上最多国家愿意接受的外币仍是美元与欧元，合起来占了国际贸易的八成半有多。因此，只要欧美联手制裁一个国家，理论上这个国家可能从此绝迹于国际市场，国内的经济实势将没法如常运作。
俄罗斯并没有屈服，因为俄罗斯的情况就更有利，俄罗斯地大物博，经济内循环的条件好很多。此外，俄罗斯早已为美国的制裁作好准备，他卖光手上的美元资产，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外汇兑换系统备用。再者，欧洲十分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在制裁俄国的立场上，与美国并非完全一致。因此，美国想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叫俄罗斯屈服，根本没有可能。
可见，美国如果决定对它国发动经济战和金融战，主要的“套路”是，要么在舆论上唱衰该国，要么在该国周边引发纷争，令局势不稳，然后诱导更多资本从该国外逃，导致该国货币汇率大幅下跌， 达到扰乱该国社会稳定、经济稳定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切断其资金链，乃至禁止其使用美元，从而破坏该国的金融市场。遭受金融攻击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全方位遭受打击，极易引发政治不稳，甚至政府倒台。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控制了货币，就能控制全世界的经济。”美国对于通过美元作为金融武器袭击他国已非常娴熟。
未来，如果美国要对中国、香港地区实施经济、金融战，不排除会突然对中国制造突发性危机，例如一方面可在大宗商品市场，针对中国需要长期、大量进口的商品，拉擡如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打击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则通过人民币贬值、外资大量撤退之机，进一步攻击中国的股市、楼市和货币，从而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制裁与经济战、金融战作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其影响深远且复杂，香港官员被制裁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却足以让我们看到制裁的残酷和无情。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战和金融战压力，中国需要挣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安全和稳定。
首先，中国应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其次，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第三，中国应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最后，中国还应加强国际舆论争夺战，公共课揭露和批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长远来看，也只有经得起，扛得住美西方的制裁、经济和金融战争，中国才能有机会进一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打破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企图。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只有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同时，中国也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笔者9月19日在内地出席“全球发展新格局与国际安全新挑战”首届全球产业发展与安全论坛，该论坛发言的嘉宾包括郭卫民（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于洪君（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乐玉成（外交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朱成虎（国防大学原防务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和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卜文涛（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投资处处长）等官员、专家学者。笔者于论坛发言的题目是《如何应对美西方国家愈发频繁的制裁和经济战？》，以上将发言全文公开发表，与各读者分享。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