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防疫反应链“脱轨”　各级机关争辩责任谁属

截至2月18日上午8时33分，全国确诊病例72528宗，累计1870人死亡，疑似病例6242宗，治愈病例12561宗；在重灾区湖北，确诊病例59989宗，累计增至1789人不治，7862人治愈。
自武汉1月23日封城起，全国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各地为了遏制疫情而停工停学停产，直到近日确诊数字持续显著下降，市面才逐渐恢复常态。是次疫情尚未完结，举国上下承受人命和经济损失，各级机关亦开始追究责任，或为所言所行作辩护。

“武汉欠授权”一说有盲点

疫情急转直下后，武汉确诊病例急升，至今已逾4万宗，市领导层受尽千夫所指，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和市长周先旺成为众矢之的，被批评隐瞒实情、箝制言论、应对失当甚至欺瞒中央。2月13日，中共中央宣布，免去马国强的职务，由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任。

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之际，武汉市领导却一反官场常态，言谈间有意无意矛头直指上级机关，他们至少不承认“欺上”这一点。1月27日，周先旺表明地方政府须获“授权”才可“依法披露”；1月31日，马国强透露，武汉于12月31日前后已上报国家卫健委，由其派出专家“指导我们做这项工作”。

按内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资讯。换言之，在防疫反应链上，武汉市隶属湖北省，湖北省则需要国家卫健委授权，才可以披露资讯。

这种讲法当然有盲点，在未出事之前，武汉市卫健委视疫情为地方事务，不涉“授权”问题，一直自行发布讯息，而其官方口径反复强调如下判断：“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至于湖北省领导层，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长王晓东更保持“低调”，表现备受批评，被指为保湖北人大政协两会于1月12日至17日顺利举行，对疫情防范有所疏忽。就在武汉市委书记换人的同日，中共中央于免去蒋超良的职务，由上海市长应勇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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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何时得悉“人传人”？

如是者，整个“追责”层层上溯，焦点就落在国家卫健委身上。由12月31日起，国家卫健委两度派出专家组，赴武汉实地考察，迅速破解新病毒的基因图谱，于1月11日转交世界卫生组织。可是专家们研究有成果是一回事，普罗大众最关心的是：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1月10日，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向传媒表示，新型病毒致病性较弱，病情可控，也没有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不过武汉封城后，国家卫健委辖下中国疾控中心成员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指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仅有8.6%与“爆发源头”华南海鲜市场相关，反映有“人传人”迹象。

为何没有及时警吿国民要防范呢？中疾控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解释说，他们是1月23日拿到数据的，然后做了一个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事实是等到“沙士专家”钟南山接手专家组，官方才于1月20日揭露人传人和医护感染的真相，这时候距离封城只有3天。

现时已知确认人传人的时间点是1月15日，当时有施手术的医护确诊，但出现人传人迹象的时间点肯定早得多，尤其是12月底已有医护私下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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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1月初收到甚么报吿？

对于各种质疑，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于1月29日向官媒《环球时报》表示，专家们考虑科学问题，但官员的考量会有其他依据：“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2月17日，《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指中疾控于1月初已向中央领导人报吿，认为“不明原因肺炎”有通过呼吸道传播风险，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该消息人士称，中央领导人于1月7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疫情并非重点议题，结论亦只是注意防范，并要避免造成恐慌致影响农历新年气氛。

兜兜转转，由武汉市到湖北省，一路上传至中疾控和国家卫健委，最后落在中央领导人头上，防疫反应链显然有“脱轨”的情况。实际行动上，国家卫健委自1月初已由地方手上接下科研职责，那么关键就在于：中央领导人手上拿到的报吿究竟刊载了甚么内容？报吿所作科学判断是否足以成为政治判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