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由可防可控到战时管制　内地抗疫历4大转捩点

12月初，武汉录得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到了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全国训示后，官方纪录才显示出“大规模爆发”。由这一天起，内地防疫在25日间已经历4个阶段，由当初“可防可控”变为“战时管制”。

一、1月20日前：爱国病毒可防可控

在习近平训示之前，武汉市政府一直都是“冷处理”，不承认病毒“人传人”，否认有医护感染的情况，更为了隐瞒疫情而箝制言论。眼科医生李文亮于12月底在微信群组示警，警告其大学同学要防范“不知名病毒”，被公安以“传谣”为由拘留和训诫。李文亮最终染上武汉肺炎不治病亡。

可是在习近平训示同一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揭露，新病毒肯定有人传人，并指已有1名病人传染14名医护的个案。须知道在钟南山接手前，国家卫健委已两度派出专家组，当时有专家仍强调“可防可控”，而个别专家更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后，陆续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公布研究所得。

实则武汉不是唯一瞒报或漏报疫情的地方政府。由12月初到1月底，全世界只有武汉、香港和海外地区录得病例，新病毒因而被戏称为“爱国病毒”，直到习近平训示前后，各地政府才纪录“首宗病例”，开始逐日更新，个别地方更在武汉封城前已宣布进入警戒状态。

二、1月23日：全国“封城”亡羊补牢

迄今为止，“封城”一词都不是官方用语。回顾其首次亮相，源于武汉23日宣布中断进出交通，市内亦迈入停工停学停产的冻结状态，外界于是以“封城”描述急转直下的事态发展。接下来几天，湖北各县市一一“封城”，全省近6千万人“被隔离”，至今已超过两星期。

港大研究团队于1月底推算，武汉在25日有7.5万新病毒患者，这是个足以压垮任何城市医疗系统的数字。“封城”的作用在于，以“硬封锁”遏制湖北疫情扩散，并防止湖北疫情继续输出；湖北省外全国各地亦实施“软封锁”，延长农历新年假期，停工停学停产，中断省际交通，甚至强制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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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专家的判断是，新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4天，全国熬过1至2个潜伏周期，凭借减低传播机会，尽可能收治所有病毒带原者，疫情理应受到控制。到了今天，“封城”已逾1.5个周期，亦即21天，根据官方数字所示，湖北省外疫情似已受控，湖北省内则仍情形严峻。

三、2月1日：封闭式管理冀促解封复工

“封闭式管理”一词是官方用语，湖北以外最先应用于浙江温州市，市政府于2月1日规定，每个家庭每2日派1人出外购买必须品，是为“全民隔离令”。可见原本“封闭式管理”代表升级防疫措施，以防出现“武汉第二”，致使“封城”完全失败。

自温州启动“封闭式管理”，湖北以外不乏仿效例子，但随著2月10日复工期限将至，中央部委重申要有序重启交通，恢复生产秩序，“封闭式管理”演变成为弹性处理的代名词，实际效果是“有限度解封”：非重灾区以严防疫情为前提下，重启经济活动，就各自形势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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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深广的“封闭式管理”就只限于3点，没有强制隔离，反而是推动复工：一是在要冲加强检疫；二是限制各小区人流出入；三是安排企业“错峰”复工。在前期“软封锁”，到现时“封闭式管理”，根据官方数据所示，湖北省外的确诊感染数字至13日已连续10天下降，由高峰每日逾8百宗，跌至约3百宗。

四、2月13日：战时管制变相“防疫戒严”

其实湖北省亦推行“封闭式管理”，然而不论是“温州式”，抑或是“北上深广式”，各县市均成效不彰，确诊病例增长持续高企。武汉即是个中问题的缩影：感染人数以万计，即使举国支援，论规模论组织分配，一时难以赶上蔓延速度；医护感染人数以百计，医疗系统几近瘫痪；前线干部士气低落，市领导“自暴自弃”。

湖北是华中大省，武汉是经济和交通重镇，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地疫情一日未定，全国都难以全面复工。有见及此，正当省外“封闭式管理”放宽封锁，中央指导组赴鄂临场指挥，于2月12日放宽省内确诊标准，以临床判断一日间清出1.3万宗病例，于2月13日撤换湖北和武汉的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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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速掌握疫情规模，以及尽快整顿组织架构，省内黄冈市、大悟县及十堰市张湾区，于13日起先后实施“战时管制”或“全封闭管理”，一样是禁止居民进出楼宇，停止所有非必要交通，食物和药物都由官方配给。如此变相“防疫戒严”，目标显而易见：完全消灭病毒的社区传染机会。

当下湖北省外防疫与经济“两条腿走路”，湖北省内以战时管制“落重药”，不过官方显然未敢太过乐观，如河南省卫健委主任阚全程便称：“湖北是流行期，武汉是暴发期，河南与全国其他省份是流行前期。（河南）还没有到达拐点位置，还应当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