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现代化】承接“四个现代化”　提升中共治国水平

【编注】：本文原于2013年11月22日刊登于海外华文媒体《多维新闻网》，深入分析了习近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意义及此“现代化”如何承接“四个现代化”，进而令中共变成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

习近平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力推进改革，报告中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相较于之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称为“第五个现代化”。这一现代化的推行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也能将从山沟、窑洞走出来的中共变成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

从字面上看， “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二，执政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后者又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第五个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补充，不会也不应该取代或贬低“四个现代化”的地位。“第五个现代化”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帮助人们把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形、神”具备的“道”的层面。

《易经•系辞上传》有“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的解释，它将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分解为两个视域，分别从物质的和精神的规律去掌握，让我们把从器物层面去认识事物的单一角度，提升到从整体性去认识，这种结合了不断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道”的科学理解。用“道”、“器”的辩证思维去认识中国，可得知在毛泽东时代提出、经邓小平时代背书的“四个现代化”显然属于“器”的层面，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主张，则属于从“道”的层面去讲述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一直以来被中共当作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和目标，但那只在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属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被贫穷落后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深陷“革命斗争”的国家，“四个现代化”满足了人民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共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

中国现时已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四个现代化”虽已经步入世界前列，但依然会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不光有“北上广深”，还有“老少边穷”；不光有沿海城镇，还有内地农村；不光有高楼大厦，还有破屋茅棚，这是个基本国情。

“四个现代化”已经提出五十多年，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决定的思想认识和这个格局本身都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四个现代化”没有过时，但实践证明“四个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也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既然产生压力，就要在适当的领导推动下，透过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支持下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并让生产力在发展和优化中促成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成为必然。“第五个现代化”就是因为它是要借助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让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和优化，最后对生产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能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善进步。

要对“第五个现代化”有更深入的认识，还必须要搞清楚现代化概念本身。在一些人的概念里，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物化，往往以城市化、工业化、讯息化等西方发达因素作为标准。这实际上等于把现代性物质化、表象化，这种认知导致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现代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将现代化作为西化，或者认为西方的现代模式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化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就不够现代。

工业科技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辅助生产力发展的、优化了的物质手段。然而，真正的现代化是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态度的现代化、精神追求的现代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这些都不能够依靠科技或物质发达来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层面建立新型的观念。作为中国的领导者，中共的责任就是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的缺点，另一方面要对现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满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

“第五个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民主政治就被有些“自由派”认为是四个现代化后的第五选项。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一起，这样的目标诉求和其理论基础已经决定了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除此之外，还要认识到我们所说的“第五个现代化”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和“自由派”提出的以解决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为标准的西方化的民主政治选项有着方向性差异。

应该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人类文明的尝试，有很多经验可资借鉴。但西方的问题不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亚和苏东的颜色革命、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等，这些都应该足以提示驱动西方发展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问题。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不应该也不会是跟随西方民主后尘的现代化。

本文所说的“第五个现代化”应该包括：一，在治理体系层面，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调整设立，有助于更好维护基本政治制度；有助于更有效防止腐败和专制，以使人民群众能感受到民主公平；有助于更能完善分配制度，有助实现共同富裕，以使社会属性更具社会主义成分；要能解放并发展生产力，以使其能最终指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二，在认识论层面，要有助于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转型，建立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执政理念。三，在方法论层面，要充满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抛弃一切粗暴与僵化，采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治理手段。

中共建政60多年来，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体制建构都发生了深刻演变。在经历了种种反复、迷惘，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如果说邓小平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一穷二白的迷信，那么，习近平就要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且整个社会被物质异化的弊端。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使“四个现代化”得到理想的发展，凭着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他强大的执行能力，或能使中国顺利建设起一个具中国特色主义的现代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