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现代化】解读第五个现代化不可唯政治　习欲为理论解套

【编注】：本文原于2014年7月21日刊登于海外华文媒体《多维新闻网》。文章分析了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不能用唯政治化的角度去理解，亦不是释出中国即将走向西方民主的讯号，而是利用改变“顶层设计”，强调的是一国整个治理结构的重新架构和分工，改变将中国官僚体制，令到干部官员对社会的治国观从“管理”走向“治理”。

多维新闻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指出全会报告中一个对未来中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设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总结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一些学者过度的将其政治化，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将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的前兆和先声。还有看法认为既然是政治现代化就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甚至只针对行政领域；而更多的人也往往只看到“第五个现代化”在操作层面的意义，而忽略了其在理论上的推动作用。

  “第五个现代化”不等同西方民主制度

在一些自由派学者对第五个现代化进行“政治化”解读时，他们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政治制度”，也就是“唯政治”的内容，并且将其与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等同，这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错误理解。

“第五个现代化”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政治绝对并非习近平所要实现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将其与西方民主划上等号，而更简单地认为中共选择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因为在中共决策层看来，他们所要实现的“第五个现代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有著本质不同。这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和习近平所作的公开解读中就已经显露分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是提出了中国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轮“二次改革”的总目标，在《报告》中概括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里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甚至置于“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前。这就表明，二者不仅是并列的关系，甚至是先后、主次的关系。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推进国家体系能力的现代化，而要实现这种现代化，必须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要确定一点是，“第五个现代化”是带有习近平强烈个人意愿的政治规划。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从习“亲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到《决定》公布的同时他又“亲自”为《决定》向全会作出说明，都可预示出三中全会的报告内容及后续措施，带有浓厚的习式色彩。

习近平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解读，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已经向外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面向几乎所有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层官员的会议中，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习近平眼里，从政治属性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而并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由政到治 习近平思路的改变

本文提及的“唯政治化”，是指仅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范畴之内，如选举、组织、人事等，含义狭小，忽视“大政治”范畴内的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其他领域。虽然将习近平所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认为是中共在“现代化”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里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内涵绝不是简单、唯一的“唯政治化”概念。

在胡锦涛时期，“创新性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困局的解决方式被提出。虽然那一届中共领导层感觉到了要解决当下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创新”，但是思路还是套在“管理”的旧局中。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显然就已经开始“破局”，从“管理”走向“治理”，这种“变化”离开了高在云端的政治解读，变得更贴近社会大众。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伴随着改革成果，还产生了民主法制不健全、官僚贪腐、社会诚信缺失等大量问题，社会维稳难度日益加大，政府失位，机构臃肿，分工重叠，官员手段僵化……这些现象极待改变。体制机制的严重障碍说明当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从顶层设计下手，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一国整个治理结构的重新架构和分工。在过去中国的国家各部门架构中，党政不分，分工不明等情况比比皆是，直接导致政策的上下不畅，大量人员人浮于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可发现中共中央希望对这种过去式体系进行的改变。以最受关注的反腐为例，在《决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当中提到的“反腐体系”、“公开制度”实际上就是王岐山曾经一再提到的“先治标，后治本”中的“本”，是“体系”的变化。而且中纪委在反腐党政不分的问题上，也作出了改变。

接近中纪委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和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两名专家分别表示，中纪委已经作出决定，“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是中纪委先介入办案的模式，涉及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

而“治理能力”最主要的代表群体还是官员。中国民众在过去十年的不满，最多的也是针对官员。从山西官员“表哥”杨达才在重大交通事故现场开怀大笑，到在“5·12汶川地震”中救灾时面带微笑，被称为“谭笑笑”的时任四川绵阳市委书记谭力，从百姓因为拆迁、污染向官员下跪，到各种维稳事件中简单、粗暴的手段，经过65年的锤炼，中国官员的“治理能力” 仍不及格。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之所以说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理解不能过于唯政治化，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理念对于处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胡温十年，无论是中共官员是百姓，最受困扰的还是“上访维稳”的问题。百姓苦于上访难，官员苦于维稳难，百姓觉得官员“不讲理”，官员觉得百姓“不明势”。在这样的对撞下，占据“强势”地位的官员就会在简单思维支配下，凭借粗暴的手段解决，随后让事态进一步失控，这种案例已经太多。

但是对于有着充足地方执政经验的习近平来说，对此想必是心知肚明，他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他们应当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来适应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大变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才会与高屋建瓴的“治理体系”放在一起，终于被摆上中南海的案头。

不仅在社会，在经济问题上，以习为首的中共高层也正在用“第五个现代化”来转变观念。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习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辩证性认识，到李克强的定向刺激，调整结构，不仅计划经济和西方经济理念有著完全的不同，与2008年简单、粗放的“四万亿”，也有着更为现代化的转变。

  从实践到理论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回答

从改革开放以来，“摸著石头过河”就成为中共标榜自己实际走在理论之前的口号，但是也正式因为三十多年的注重实践，轻视理论的后果，中共在目前就面临著严重的理论困局。而从“第五个现代化”入手进行剖析，或许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习近平正在试图对这种“实践重过理论”的情况进行改善，为理论“解套”。

前文所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主要会议上，习近平其实还有一个表态被外界忽视。在会议上，习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域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里他所强调的“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在他眼里，中国为何要在今天进行这一个工程浩大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与新角度”的回答。

“老问题”即是那个从1922年苏联建国起就困扰共产党人近一百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究竟如何处理，是对“甚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而回答这个问题的新角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才是今天他要推动“第五个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表现出他的领袖式的战略眼光和承接毛泽东、邓小平的重要原因。

《多维新闻》一直强调，1949年后中共领导人谱系中，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一脉相承。在1989年至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明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共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于王明、博古等照搬苏联和马克思，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看待中国的很多问题，也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终用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行动来实践，却失败告终。

邓小平就清晰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错误，并将毛留下的遗产向前再进一步，解答了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最后他给出的答案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而“四个现代化”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内提出，并带着那个年代特殊的符号特征。这也是为何说“四个现代化”都只在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属性，是“器”而非“道”。

习近平仍然在强调经济建设，以此为中心，将其作为第一位，因为即使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习已经开始在布局对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这就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中国今天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也就不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反过来，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体系和能力，生产力会被束缚，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也就会沦为纸上谈兵。

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换句话讲，改革和成型的制度两者是一个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讲一套定型的制度，会束缚改革。所以邓讲留出30年的时间，让大家去做探索。现在《决定》说2020年在体系形成方面取得决定进展，时间上与之前他的战略构想几乎同时。

在习近平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深层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时，是国家治理的难度加大，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方法难以适应新的国家治理要求时，为了避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让国家出现动荡时，种种危机时刻下中共作出的选择，是对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全方位“转身”。不仅不能简单地同西方民主制度划上等号，更不能“唯政治化”地将政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唯一构成要素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