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苏联统治曾承诺全民福利保障　当时普罗大众生活究竟如何？

【艺文编按】苏联在32年前的今天，于总统米哈伊尔·戈巴契夫辞职后正式解体。这曾是世界上第一个奉行完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当时普罗大众工作强度究竟如何？实际生活状态又是如何？本文摘自麦田出版《苏联简史》第六章〈布里兹涅夫时期〉，简述苏联人日常生活，有助读者理解这个重要历史时期。

“我们假装工作而他们假装付我们薪资。”是一个在西方报纸比在苏联还要流行的笑话。不过，正如苏联老百姓在苏联崩溃之后发现的，苏联的职场除了有容忍低产能的优点以外，还有其他优点。职场因为设有商店和饮食部，所以对它们的雇员来说是一个稀有商品的来源（这个来源有多棒端视乎一家工厂、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政府部会多有权势）。职场也是一个增进同事情谊的地方：女性可以和办公室同事喝茶吃蛋糕共度许多快乐时光，男性可以在楼梯间分享一根香烟（甚至一杯伏特加）。如果经济学家是以工作时的愉快度而不是生产量来做为衡量经济的指标，他们可能会得到更佳结果。

布里兹涅夫年代对普通苏联公民来说是好年头。从苏联统治最早期就一直承诺的全民福利保障就是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引入的法定最低工资提高了，退休金也是如此。男性可以在六十岁早期申领退休金，女性可以在五十五岁申领。本来仅限领薪资者享有的福利现在扩大至集体农场农人。对一个刚发展起来的国家来说，难得的是它的社会层级化程度减低了，平等主义精神盛行。这是西方常常有所不见的一面，西方评论者喜欢指控社会主义专门制造不平等和特权。苏联当然还是有不平等存在，而苏联人自然也会假装他们的社会不存在不平等，但与世界其他地方比较而言，苏联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要小，也不是一种向上走的趋势。

名称：苏联简史（1922-1991）：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苏联从生到死的故事
作者： 希拉‧菲茨派翠克
译者： 梁永安
出版社：麦田

就苏联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拥有的特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个中产阶级以壮观速度成长。在一九四一年，苏联受过高等教育或中学教育的人是两百四十万，到一九六○年增加至八百万，到一九八○年代之末又增至三千两百万。这些人当中当然很多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个党的人数持续上升，到一九七六年近于一千六百万。这些人看重和希望拥有的特权包括一间乡间小屋、一间小型都市公寓、为长大小孩购买一户“合作公寓”的新可能性6、国外旅游，以及买得到一些外国奢侈品和一辆汽车。但这一类商品仍然没有足够数量可以分配给每一个人，也没有足够的工作让所有人有足够的薪水和地位可以购买这些商品。很多从事白领工作的高中毕业生有五百卢布薪水，而蓝领工人可能可以月入三百卢布。当战后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在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缓慢下来以后，难免会出现大量潜伏著的不满情绪，这是因为很多人的期望在过去二十年来大大提高了。

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病恹恹的感觉。他们在赫鲁雪夫时期那种兴冲冲的乐观心态消失了：标志这种变化的分水岭是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镇压。他们感觉社会愈来愈物质主义。那些有物质憧憬的人一样感到挫折。在美国观察者约翰．布希内尔（John Bushnell）的诊断，苏联人民变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聆听布拉特．奥库德扎瓦（Bulat Okudzhava）的哀伤歌曲，爱讲一些有点政治意味的淫秽笑话，但也会讲一讲以下这一类自嘲的笑话：

发问者：“月亮上有生命吗？”
讲师：“没有，同志，苏联宇航员发现月亮上没有生命的迹象。”
发问者忧愁地说：“那里也没有吗？”

不管这时期有多么重视经营私人生活，一种初步的、与政府无关的社团生活（associational life）还是出现了，它专注于保护自然环境和保存历史建筑。这些关注一般来说都是自由派的关注，但在非自由派和潜在民族主义者的一边，老兵也成功地争取到退伍军人组织的获准成立──这对在二次大战作战那一代人来说极其重要，他们本来就一直透过固定的豪饮联谊会保持和自己军事单位的非正式联络。在赫鲁雪夫年代欣欣向荣的的“厚杂志”继续存在，但大部分都换了总编辑，对政治内容（特别是反史达林主义的内容）也有了更大限制。《十月》（Oktiabr）──《新世界》的保守派竞争对手──靠刊登一篇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Vsevolod Kochetov）执笔的〈所以你想要什么？〉而引起关注：这文章以缅怀史达林的情怀攻击腐化性的西方影响力。让“厚杂志”愈来愈感到竞争压力的是“地下出版物”（samizdat）：它们是一些自行出版（因此未受审查）的手稿，讨论各种敏感的问题（从政治到宗教到瑜珈不一而足），以打字机打印和靠著人手相传。“境外出版物”（tamizdat）是“地下出版物”的一个较小型亲戚，专门传播被禁的西方文学作品。

到了一九八○年代，女性的受教育比率和劳动参与比率都盛况空前。赚取工资或薪水的女性增加了两倍，从一九六○年的两千万增至一九八九年的近六千万，构成了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六。在全苏联，十岁或以上的人口中（以一九七九年为例）有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受过中学教育或高等教育（男性的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九），而这种比率甚至见于乌兹别克（传统上女性最弱势的共和国之一）。女性以更大的数量入党，在一九七六年占全部党员的两成五，在一九九○年占三成。然而，就像娜塔莉亚．巴兰斯卡娅（Natalia Baranskaya）在刊登于《新世界》的中篇小说〈一个和任何周末没两样的周末〉中鲜明描绘的那样，双重负担──全职工作加上采购、做家务事和照顾小孩（全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让女性不堪负荷。（这篇小说并没有明显提到避孕药不可得的问题，因为那对审查官来说将会是太超过。）不管政府提供了多少托儿所和幼稚园，苏联职业妇女都只有在一个不工作的婆婆帮忙下才会忙得过来。

西方在苏联是个强大的存在：不只做为一个妖魔还是做为文化磁石而存在。根据一项调查，半数的莫斯科劳动人口收听西方的广播电台。年轻人以“阿历斯”或“麦克”而不是“萨沙”（Sasha）或“米沙”（Misha）相称。到了一九八○年代，甚至中年人也可能会被人看见穿著牛仔裤和黑色皮夹克开车前往乡间小屋（不过他们因为很晚才学开车所以驾驶术欠佳）。在乡间小屋里，自从唐纳德．肯德尔（Donald Kendall）7首创用百事可乐来交换“苏托力伏特加”之后，他们就会轮流喝百事可乐和伏特加，而厨桌上的百事可乐瓶子象征著世界主义礼仪。在美国苏联学的圈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间流行谈所谓的“趋同”（convergence）。根据这个理论，苏联社会在现代化之后无可避免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个人主义和更加多元化，换言之是更加像西方社会。在苏联，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理论，尽管他们主要感兴趣的趋同是得到西方产品的机会的趋同，即得到西方产品的机会和西方人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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