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谈电影】诺奖诗人的流亡旅程　“诗人现实未必聪明如此”

对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来说，政治与文学纠缠一生，分不清关系。这位智利传奇既是外交官也是诗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并成为议员，1948年被智利总统通缉，用了两年逃出智利，之后在各国过着流亡生活，1952年才得以重归故国并写下传世诗篇《漫歌》。由智利导演柏保罗赖尼因执导的《流亡诗人聂鲁达》，镜头主要置放在聂鲁达从刚开始被通缉到逃出智利的两年流亡生活。但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这样一位诗人和他的诗？
多年前，曾有专栏作家批评也斯的诗“不知所云”。或许我们正如电影中追捕诗人并决意要羞辱诗人的警官，原本对诗人充满了鄙夷，仅仅把对方当成是“卖国贼”，但从未与诗人真正碰面的他，临死前竟也受诗人“感化”，完成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化。对于这部电影，两位本地诗人邓小桦和宋子江更认为：“讨厌诗的更应该入场。”
l 邓小桦（诗人、作家、香港文学生活馆总策展人）
l 宋子江（诗人、翻译家、《声韵诗刊》主编）

政治与爱情都是源自激情　

宋子江曾学过两年西班牙文，当时老师建议他，既然喜欢诗，不如从西班牙诗着手学习。“聂鲁达在西班牙语系的诗人中位置很高”，宋子江记得当时读过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现在仍记得最后两句；而邓小桦第一次接触聂鲁达是在大学时期，“当时他的情诗已经很红很流行，在台湾尤其成为轻松消费品”，不过她坦白当年不是特别喜欢他的诗。

聂鲁达早期情诗写得较多，宋子江提到他把诗歌主调放到反抗和政治诗是因为一次令他感到意外的朗诵会。电影里聂鲁达在一群工人面前读诗的一幕，乃真有其事，他在西班牙做完外交官回国后，参与一次朗诵会，他原以为朗诵会里都是文艺青年或有教养的人，但原来全部都是工人和农民。“他朗读诗歌，在场观众都很沉默，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说完全听不明他在说什么，但觉得很感动。他在很多访问中都提到这件事，也是自此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诗应该更贴近人民。”

宋子江强调聂鲁达的诗写得很广，并非只有爱情和政治，也写了不少智利日常生活的诗。邓小桦则认为爱情和政治很相似：“爱情是激情，政治运动也是，形态和鼓动方式也相似。聂鲁达最好的政治诗如〈来看看街上的血吧〉，便是呈现了那种激情状态。”

流亡过程成就诗人形象

由智利导演柏保罗赖尼执导的这套电影，镜头主要集中在聂鲁达在国内流亡的经历，邓小桦认为电影想要处理的不只是聂鲁达的生平史实，她说导演其实强调虚构，重新选择了一个角度去诠释聂鲁达，而聂鲁达的诗则是一个象征。“其实就是处理他作为一个神，在受到政治压迫并失去一切之后，还是否够格称为神？”电影诠释聂鲁达的方式，着重诗人的形象、行为及使命多于评价诗歌成就，邓小桦说电影透过“流亡”的处理，将他变回一个个体，关键在于聂鲁达怎样通过各种考验完成诗人的最高标准，由此将他拉高到宗教层次来呈现。

而另一方面，电影树立的聂鲁达形象，颇为打破宋子江对他的印象，像和妓女开派对，装扮成中东王子的出场方式，他形容其实几“痴线”，应该和真实也有一定距离。和真实的聂鲁达有差距的，也许还有流亡的过程，“警察在追捕他，他就摆一本侦探书，其实系几犀利同大胆的事”，宋子江认为真实世界的诗人未必聪明如此。

诗人的政治判断可以很弱

谈到诗人参与政治，邓小桦和宋子江提到不少国家都有“国民诗人”，既有较和平一点，像日本的谷川俊太朗，也有较“反抗”一点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邓小桦形容“流亡”不是一个自然文学生长的状态，而诗人有时做政治立场判断可以很弱。“流亡诗人可能要和一些根本不认识诗但政治立场一致的人坐在一起，然后到处演讲，这些可以是很机械化的事。”她续说，“政治很易改变，诗人无法保证自己立场无错。”像下达追捕令的智利总统，正是聂鲁达有份推举上去的。邓小桦早年也受社会运动影响写了一些诗，她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和政治或时事距离太近，就选择不写。她认为：“有一些观照距离，才可以处理更远的问题。”

流亡本应是一件危险的事，电影却把这个过程拍得浪漫，聂鲁达偶尔狼狈，但大多时候仍保持优雅，而逃亡对他来说更像是和警察之间的一场游戏。邓小桦和宋子江说其实国内外都有不少流亡诗人，流亡增加了诗人的知名度，有些流亡诗人甚至不愿失去这个身份。

宋子江形容聂鲁达的政治诗是“反抗的诗”，“大部份都是反资本主义价值观、反法西斯”，但流亡诗人并不等于反建制，聂鲁达就有一段时间其实在建制里面。宋子江更提到聂鲁达的“人生污点”，“像当年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其实很难看”。而邓小桦认为歌颂权力、正面赞美的诗其实很难写，“好像将爱情里面的激情给了皇帝，整件事会变得腐败。”

讨厌诗的不妨一看

在《流亡诗人聂鲁达》中，诗人兼议员的聂鲁达地位崇高，智利民众奉若神明，邓小桦说，南美的普罗大众对诗的接受程度很高，是“诗人入酒吧可以识几个女仔那种”。因文化不同，香港观众可能会难代入到这个“诗人像神一般”的处境，邓小桦也认为的确会有一点困难，“不过让他们试试看，或许电影正好把他们掷到另一个魔幻狂欢世界。”

诗的力量有时来自于音乐感。电影里聂鲁达每次在公开场合读诗，都会产生很大的鼓舞力量，宋子江说这得益于西班牙文的书面语和口语比较一致，听到之后马上会有情绪和紧迫感。宋子江还特别提到电影里一幕——聂鲁达要读一段文字，妻子叫他用诗的方法读。宋子江说：“西班牙语的特色是只有五个原音，不断重复，非常易入脑”。

然而，在香港读诗却可能是另一种境况。邓小桦说：“香港的情况特殊，因写诗绝大部份用书面语，和口语已经有一定距离，隔了一层，假如写得晦涩一点则更难有情绪。”

一部关于诗与诗人的电影，对于普通观众，或有一定的观赏困难，邓小桦和宋子江建议观赏前看一些资料或会有帮助，但亦不妨碍观影。“影像真的有吸引力，南美的神奇魔幻完全不同于我们。有人会觉得诗人好扮嘢，高高在上。我自己觉得，这些好憎诗或最憎文青的人不妨入去睇，因为聂鲁达正正经过了这些考验和质疑。”宋子江则说故事层次丰富，不一定要“文青”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