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农场》《一九八四》源自奥威尔亲身经历？｜书话余语｜王璞

从前抱艺术家梦的青年都爱跑去巴黎，为甚么？我读了其中不少人的巴黎回忆录，总的印象是：他们要去巴黎操练一下自由的感觉。
文：王璞｜原题：噩梦成真

特别是那些来自不太自由国家的人，从小行为说话都要被限制：这个能说那个不能说。干别的行当还行，搞艺术绝对不行。搞艺术，必须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所以要到艺术自由的天堂巴黎去操练自由。

不过，我感慨最深的巴黎回忆录却是来自民主国家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没错，就是写《一九八四》的那位。

奥威尔跟吉卜林一样，也出生在印度。三岁回到英国，后来考上伊顿公学。这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上了剑桥或牛津，要不就继承家业经商。奥威尔却独出心裁，去了缅甸当警察。他受够了学校的清规戒律，以为这将是一次精彩的冒险之旅，有高工资可拿，还可从此摆脱父母管束。

然而，这工作越干越不对劲，生性敏感不羁的他，发现自己从事的是一份“令人厌恶的肮脏工作”。他在回忆那段日子的书《缅甸岁月》里写道，他越来越为自己“蜕化的帝国主义角色后悔”。他原来认为警察的暴行合法正当，现在却对这一职业深恶痛绝，这一憎恶终身难以释怀。后来还把他当时最憎恶的长官名字安到他小说里大坏蛋的头上。

几年之后他回到英国，作出一个令家人朋友震惊的决定，辞去这份高薪优职，去巴黎从头来过。

这就开始了他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长达四年的底层生活。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我读这本书，好几次不得不歇下来抖口气，因为实在太悲惨了。毫无海明威《流动的盛宴》的巴黎浪漫，简直是伏尼契《牛虻》的翻版，主角亚瑟，一名富家公子因失望和愤怒离家出走，从天堂跌落到人间地狱。有段时间，他连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三餐不继，栖身于贫民收容所。这对于一位名校出身，精通六种语言的前警察来说，简直是一种自虐行为。

但是比起他之后在西班牙的经历，这段生活至少还算安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作为志愿者前往参加。现在看来，那场内战其实是两大极权主义——德意法西斯支持的右翼佛朗哥和苏联共产党支持的左翼人民阵线——的较量。奥威尔参加的是左翼。他那时是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出生入死两三年，最后脖子上中了一枪差点没命。这一枪不是敌人打的，是他同志打的。他回来后写了本书《向巴泰罗尼亚致敬》，揭露了左翼分子们的残酷内斗。那本书几乎是《一九八四》的胚胎。

他的每一本书都来自他亲历的现实生活，最后，才把这些体验和思想的精华集结在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

这样，他注定了一生颠沛流离，孤独贫困，直到他在四十六岁的盛年病逝，还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他甚至来不及享用他的书给他带来的巨额版税。因为那时候他最畅销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还出版不久。以前他虽已出版了十几本书，都销量平平。要到他去世以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他的伟大。

我曾看过奥威尔在临终的病床上接受BBC一位女记者采访的视频。记者就《一九八四》提问道：“我认为这本书是个可怕的杰作。如此恐怖，以至于我再也不想看到类似著作了。你为甚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呢？”

奥威尔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小说描写的是人类很可能会遭遇的前景。整段话我已无法复述，但我记住了他最后那句话：

“我之所以描述这一危险的、噩梦一般的图景，只有一个意图：别让它发生，全靠你们了。”

我也记住了他那骨瘦如柴的面容，还有那忧心忡忡的眼神。唉，他好像已经看到他的噩梦行将不断成真。

（获作者授权转载自Facebook帖文。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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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地。上海华东师大文学博土。一九八零年开始写作。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后作过报社编辑和大学教师。二零零五年辞去大学教职，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雨又悄悄》、《知更鸟》、《送父亲回故乡》；散文集：《呢喃细语》、《整理抽屉》、《别人的窗口》、《香港女人》、《图书馆怪兽》、《小屋大梦》；长篇传记：《项美丽在上海》；文学评论：《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讦小说研究》、《我看文学》、《散文十二讲》(此书内地版改名为《作文十二讲》、 《小说写作十二讲》、教学参考书《现代传媒写作教程》等。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天地图书第一届长篇小说奖季军，长编小说《么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