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老是常出现日本学者专书　翻查“三民主义”背景由来

中国有句成语叫“鼓腹击壤”，如字面上的意义，即手拍肚子、敲打地面，用来形容太平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根据古代的传说，在帝尧时代，人们手拍肚子、敲打地面唱颂的歌词里，有一句唱道：“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说，“帝力”、权力与自己毫无关联，代表中国的人们满足于现状。当然，我们无法正确得知在中国的历史上，实际的状况如何。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与权力无关”视为理想状态，这一点值得注意。
文：冈本隆司　｜　译：陈心慧　｜　来自《中国为何反日？》
（本版获出版社授权转载〈“共和政治”与“一片散沙”〉及〈国家与社会的游离〉两则，篇幅所限，文章经删节。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那么，到了清朝治理之下的太平时代又是如何呢？一起来看看生长在同时代的证人、中国革命之父孙文的证词。1897年，孙文在与强烈支持革命的日本人宫崎滔天交谈时，留下了这一段话：

试观僻地荒村，举无有浴清虏之恶德，而消灭此观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者耶？

孙文是接受西洋教育的革命家，以打倒当时的清朝政权为志愿。因此，他在这里的发言，主旨在于批评清朝和满洲人，因此才会使用鄙视外族的“虏”字，甚至还说了“恶德”，但希望大家注意的不是这里，而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和人们与清朝的权力和统治毫无关系，实现自治，就像是上述与“帝力”无关的“鼓腹击壤”境界。孙文认为，只要立足于这样的社会，就不需要皇帝政治，中国也可以实施共和体制。那么， 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呢？

在大约25年后，在孙文晚年的时候，他曾发表“三民主义”的演说。在一大篇讲稿当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

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

这是孙文在清朝灭亡、中国建立共和体制后十年以上的1924年所发表的演说。这段内容的主旨与上一段引用的发言相比，非常值得一探。

在军阀混战时代才会谈“国族主义”？

批评清朝政治的整体论调没有改变。然而，孙文之前将与“清虏”、皇帝无关的范围限定在“荒村僻地”，这次则延展至整个中国，将其视为一般的状态。而且，他之前将这个状态视为是实现理想的正面材料，但在《三民主义》当中则将其视为障碍。这可说是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孙文本身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代，孙文理想中的“革命”尚未完成。他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民就算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但没有“国族主义”， 也就是没有民族主义，而“清朝时代”的统治型态，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由于当时的人民与政治切割，站在与政治“没有关系”的立场和境界，所以“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成为无法团结在国家之下的“一片散沙”。

回顾“团乡自治”的年代

孙文用飞散各地的散沙来形容，认为中国因此无法与其他外国并驾齐驱。仅凭孙文一个人的证词可能参杂个人的主观与偏见，下面再来听听别人的说法，而且最好是站在对立立场上的人。接下来引用的是与《三民主义》演说同样于1924年提出、由日本人撰写的著作：

团乡自治对于支那人民的生活而言是最重要的事。形成团乡自治为止的人民训练恰到好处。有些地方的团乡来自宗法，也就是家族制度……家族相互的救助、以家庙为中心的义田义庄等，家族俨然就像是一个小国家。就算不全然是由家族形成的团乡，也是由几个家族和与之附属相关的人民组成，与以家族为主的团乡在组织上没有不同……所有统治上所需要的机关都是靠自己具备，完全不需要借助政府官员的任何力量。

内藤湖南是学问渊博的一代中国学泰斗，其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丰富知识，在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将势力扩展到中国的行为正当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篇文章也可说是其中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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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完全不需要借助政府官员的任何力量”，因此，目前统治中华民国的军阀政府和贪得无厌的“政客”们，对于中国只有害处而无益处。由于文化优越的老成国家中国对政治“失去兴趣”，如果真的需要中央政府，那么只要由“幼稚”的外国（日本）创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加以统治即可，这样对中国反而有益。内藤湖南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当时的中国正值“反日”情感和运动高涨之时，日本对于中国的蔑视和厌恶也扩散到一般庶民的层级。朝著创立以中国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为目标迈进的孙文，与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著强烈怀疑的内藤湖南，二人可说是当时“反日”和“厌中” 的代表。

冈本隆司：强制且合法地掠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就像这样，二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朝著180度不同的方向前进。然而，从两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其实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内藤湖南主张，“所谓的支那政治和社会组织，彼此间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中国史研究当中经常说的国家与社会的游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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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孙文还是内藤湖南，都是学习西洋学问的人，他们眼中的当时现状可作为研究当时中国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政府统治，一直到20世纪为止，都没有进行我们一般所说的“政治”。实际执行的行政，仅有“刑名”和“钱谷”，翻译成现代用语就是“刑罚”和“征税”。强制且合法地掠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仅有统治权力当中最像权力的根干部分。

这样的做法相当难以理解。例如“钱谷（征税）”，简单来说，对于当局而言，只要能够征收到需要的金额，无论纳税者是谁，或是究竟缴纳了多少金额，都没有关系。极端来说，现实中最终负担税责的人民过著什么样的生活，掌权者都不在乎。因此，孙文才会批评“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收了税之后，当然也不会回馈民生，是所谓的单向通行。

冈本隆司：行政官员既是搜查员，也是裁判官

说到单向通行，“刑名”也相同。刚才之所以翻译成刑罚而非诉讼的原因在于，严格来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诉讼。诉讼是案件当事人提起告诉后才成立，当事人和判定者分别存在。例如，负责搜查的警察不得兼任下判决的裁判官。另外，当事人必须参加诉讼的审理，根据其主张、反驳做出裁判。然而，中国的“诉讼”不是这么一回事。行政官员既是搜查员，也是裁判官。当事人在判决出来前都不会参与审判的过程，其实审判本身根本不存在。简单来说，搜查结束之后，立即进入判定有罪与否、决定量刑的阶段，所谓的“刑名”不是司法诉讼，说到底仅仅是“行政”而已。从这样的“刑名”特质来看中国社会的观察如下：

说到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遵循同一法共体的关系，也就是讲述什么是彼此之间的法的裁判官和倾听并相互确认自身法意识的民众，在帝制下的中国并不存在。对于被治理的民众而言，官僚就是外部者。所谓的“国家”在古时候的中国代表的是现王朝的意思，包括王朝和人民在内，都没有将其视为是在同一“法”或政治之下的共同体。“国家”拥有“天下”，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法”是在这一层意义之下属于国家的东西。因此，解释适用法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司法，是王朝治理天下的行为(管理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行政的一环。这样的法作为量刑的基准也不是没有原因。毕竟量刑的本质也属于行政。

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遵循”、“属于同一法或政治之下的共同体”的观念，最起码是清代“帝制中国”的特征，也造成了所谓的游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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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像日本，为政者几乎不关心民众的生计和生活，也没有像“活不好死不了”、“没有多也不会少”这般照顾民生。也不存在法律和规范发挥效用，与被统治者间产生相互帮助、依存的关系。对于民生的照顾和管理，完全交给“家族”或“团乡” 等地域社会。对此，内藤湖南称之为“小国家”，而孙文称之为“自议之而自理之”或“共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出现如“宗门人别改帐”这般掌握每一个庶民的纪录等。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近世”中国“遥远”的统治体制，与日本大不相同。

书名｜中国为何反日？中日对立五百年的深层结构
作者｜冈本隆司
译者｜陈心慧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2017.09

作者简介｜冈本隆司，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东亚国际关系史。著有《近代中国与海关》、《在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清韩关系与东亚之命运》、《马建忠的中国近代》、《李鸿章——东亚的近代》、《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朝鲜的困境——在日清之间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等。

译者简介｜陈心慧，青山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系硕士。现任专业中日笔译、口译人员。译有《代表的日本人》、《世界史的诞生》、《日本史的诞生》、《从蒙古到大清》等。

《中国为何反日？》书籍简述：中国人的爱国，为何一定会变成反日？从五四运动到近十年的反日游行，真的只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操作吗？冈本隆司说，“中国人将‘爱国’和‘反日’画上等号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无法理解也感到不悦”。就近年的中国“反日”运动来看，其原因形形色色，而这些事件不仅使中日对立加剧，就连东亚局势也受到极大影响。但是，中国究竟为何“反日”？为了探究中国“反日”的深层结构，此书记述了十六至二十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包括“社会体系”、“经济运作”与“对外态度”在内的整个历史，并通过中日比较进行细腻的脉络分析。本书透过漫长的历史视野比较中日两国的体制，并清晰地阐述了中日两国走向最终对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