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的写托邦】首度挑战长篇小说　不甘于一种片面的本土写作

写作是一场自虐过程，特别是赶及死线又难以动笔之时，心力交瘁，动弹不得。面对长篇小说创作，一写数年，作家要全神贯注，几乎与周边的事物和人隔绝，当中的焦躁不安、挫折孤独，确非外人所理解，甚至说出其中辛酸也只能自伤自怜。写作并非旁人眼中的体力劳动，但同样会占领写作人的身体和时间，犹如一场耐力赛。因《萝莉塔》（Lolita）而声名大噪的大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写作对他而言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想到香港作家潘国灵经历5年有多才完成的首部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更觉此言不虚……摄影：林振东场地提供：水煮鱼文化

虚与实　沙城与写托邦

那么，为何还要写作？

潘国灵就说“写作”是众人之事。“特别在香港，视写作为无用之事，创作从不受礼遇。但我想，同样生活于城市里的小说家，所面对的问题会反映在小说里，也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甚至可代入其中的问题。”

潘国灵书写超过20年，著作等身，左手写短篇中篇小说，右手写文化电影城市评论，新作《写托邦与消失咒》是他首次挑战长篇小说形式。“过去多年，我写了大约60多篇短中篇小说，这本长篇小说可视为对过往的创作来一次整合。”潘国灵在书中建构出两个世界，其一是女主角悠悠居住的名为沙城的“华丽安居”；其二是她为了找寻失踪作家男友，进入一处名为写作疗养院的地方。不过，作家失踪的理由听起来也相当荒唐，只因为他要写一本有关“消失”之书。

书中的沙城固然是香港的化身，一个象征过度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居所，而写托邦内的写作疗养院，更是作家心中写作境地的理想想像，或许更可视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环境，内里不分阶层、没有斗争，每一个作家为求达成自己理想的书写状态而努力，不论是新手还是老手，在“刻写板屋”借抄书来学习文体，还是“消失角色收容所”里收容了被作家丢弃的角色。而象征现实环境的沙城，亦有保持文学忠诚的死魂灵出版社，沙城和写托邦两个世界更互相影响。悠悠作为书中唯一穿越两界的人，在旅程中遇上一个个因写作而被困在疗养院内的书写者；她为了理解男友的经历，也执笔书写。

“由实到虚，这本书结合了几种不同写作方法，沙城部分较为写实，城中不时会遇上沙尘暴，叙述上用到日记体、长篇叙事等形式；写托邦寓言色彩浓厚，较为虚幻，每个房间和地方都具有象征性。能够在一本书里尝试多种技巧，其实也很满足。”由是故，想到美国小说家加洛克（Jack Kerouac）其中一段创作往事，大概是每个创作者也曾梦寐以求的经历。Jack以短短两星期时间，将酝酿7年的《在路上》不眠不休地打出来，时以咖啡提神，写作过程已如一场神话。写作时的狂喜、不安和困扰，为一段句子耗尽心思，成品本身或已不重要，这过程令人发现更多不可知的情况。

文学传承　本土文学不止本土

初读《写托邦与消失咒》，难免被书中一大段一大段引用其他作家的文句、自创的新词所迷惑，犹如走入迷宫。潘国灵新作的后设形式，读起来亦难免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他引用的文本繁多，往往已经表露出作者的意图和想法，其轨迹可追溯至其过往的创作，如死魂灵出版社早在旧作《静人活物》现身；病与文学之间的的关系更是潘氏的写作命题，文本引用伸展至电影时，又怎能忘记他对高达、艾慕杜华和电影《去年在马伦巴》的热爱？

“所以这本书，也对读者有相应要求。”潘国灵坦承。而喜爱文学的读者，不免也为此感到雀跃兴奋，在文本中隐约感到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罗兰巴特、杜哈丝的气色—这些作家都是潘国灵一向所推崇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他的创作养分。难道潘国灵有如班雅明的野心，要写出一本通篇只用引文的书本？“《写托邦与消失咒》其中一个关心的问题是文学传承，与其他华文作家比较，香港小说家的写作表现方式往往借鉴外国文学，好像西西的写作养分就来自拉丁美洲文学。早年的文学启蒙来自于卡缪的《异乡人》，令我从宗教的疑问转入到存在哲学上；而往后的写作形式也受到外国作家影响，如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结构主义，当然也受到本土文学所影响吧，但这是后来的事。”

我所谈到的文学传承，甚至像武功将各家门派精髓汲取其中，在这层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会介意其出处？所以我并非要放弃本土写作，所谓本土文学，也并非只限于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学世界，而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潘国灵不甘于“本土”只限于“香港”一词，更不甘于一种片面的本土写作，而是不介意吸收不同国度的影响，转化出本土的意义。假若将这种本土的想像，伸展至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当我们大谈本土的重要，甚至要升格至“独立”、“自决”等问题上，不禁反思会否只限于追求政治的合法性上？这种独立和独特性的追求，可能要更具视野，有时候甚至要回到自身上。“我所谈到的文学传承，甚至像武功将各家门派精髓汲取其中，在这层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会介意其出处？所以我并非要放弃本土写作，所谓本土文学，也并非只限于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学世界，而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香港作家的焦虑　非写不可的理由

“也可能从事写作，就是不满于现行的世界，这是一种与世界的对抗也说不定，因此有创作另一个世界的需要。”不单止潘国灵的作品，阅读其他香港作家时，如同一代的董启章、陈智德，以至下一代的韩丽珠、邓小桦等人，在文字里也感到一种对于“写作”的焦虑，恍似每一次的写作、每本书的出版，也要问对于这个地方带来了什么意义。

作家不能以写作维生似是旧话，香港好像没有可能发展出如日美那样具商业的、成熟的文学生态。假设要划分各种文学类型、评论的话，这一切在香港根本就不成气候。“但正是这种生态，也反过来令写作变得更纯粹，能够坚持下来书写的作家，应该有非写不可的理由。”文学在这城常视为无用之事，文学书出版也少有进入大众视野，但文字从来都具有不一样的威力。我常幻想，如雨伞运动前人人拿着董启章的《学习年代》，与书中人物一样仔细阅读那十二著作（由汉娜鄂兰的政治哲学书《人的条件》到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燃烧的绿树》），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启发。当重看潘国灵10年前的《城市学》系列时，其中文章也早已指出在资本主义当道社会里，种种如疾病一样问题，正是我们现今在探索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本土议题上所触及到的。潘国灵说：“未必是预言，只是文学人比一般人更早发现一些已存在的问题，小说家和城市的步调不一致，但小说家和城市生活也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张力。”特以此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潘国灵

小说家、文化评论人兼任大学讲师，著有小说集《存在之难》、《亲密距离》、《失落园》、《病忘书》、《伤城记》等；散文及诗集《七个封印》、《无有纪年》、《灵魂独舞》等，以及城市论集包括《第三个纽约》、《城市学》等。曾获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文学双年奖小说推荐奖、香港书奖等，2011年获香港艺发局颁发“年度最佳艺术家奖（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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